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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前256或前247—前195)，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江苏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谥号高祖皇帝。 刘邦出身农家，少时不事生产，当过泗水亭长，为人豁达大度。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九月，刘邦在沛吏萧何、曹参的支持下，在沛县聚众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公元前206年十月进抵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废除秦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因此，受到人民的拥护。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在楚汉战争中，他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称帝，国号汉，由此建立了西汉王朝。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改变了观点。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 建立在秦末残破经济基础上的西汉王朝，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安抚流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尽快医治战争的创伤，那么政权终将不能巩固，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刘邦以政治家的远见，令儒生陆贾总结秦朝失天下以及古代得失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陆贾于是作《新语》12篇，建议改变秦朝的政策，实行“宽舒”、“中和”、“无为而治”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发展生产。刘邦根据陆贾的建议制订了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 还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即“汉律九章”，并付诸实施。这些措施，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公元前195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于当年四月二十五日驾崩。 汉文帝 汉文帝(前202—前157)即刘恒，汉高祖之子，先封为代王。吕后死后，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他入为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他大力执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农业生产，主张轻徭薄赋。文帝二年、十二年，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到景帝元年(前156年)才又恢复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又把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交纳120钱减为40钱。徭役也相应减轻，原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他还主张宽刑，十三年时，下令废除了连坐亲属的法律和一些残损肉体的肉刑，如，黥(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刖(断足)等。轻徭薄赋和减轻刑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文帝注意节俭(课文小字有停建露台的例子)，提倡廉政。有一次有人献给文帝一匹千里马，文帝说：皇帝出门前面有仪仗，后面有从车，一日走五十里，我一个人乘千里马能跑到哪里去?他把马还给献马人，并发给路费，叫他回去，还下令说：“朕不受献，其令四方勿来献。”文帝的励精图治和注重节俭，节省了财政开支，形成了廉政风气，减轻了人民负担。因而当时“海内殷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汉景帝 汉景帝(前188—前141)即刘启，汉文帝长子。前156～前141年在位。景帝重农，曾和百官一起劝农，令皇后督导植桑、养蚕、织布诸事宜。景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景帝又减轻了文帝时的笞刑(文帝除肉刑后，改为笞刑。笞刑是用竹板鞭打犯人)，断狱从轻，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时王国势力膨胀，景帝用晁错计削藩，后来平定七国之乱，削弱了王国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文帝、景帝在位四十年，史称“文景之治”。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孝景(汉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董仲舒传》)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者”。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他先后担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杂以阴阳五行说等，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形成新儒学思想体系。体系的中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假借天意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绝对化、神圣化，还提出了三纲五常，并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主张。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应以“教化”为“堤防”，立太学。《春秋繁露》是他的主要著作。董仲舒帮助汉武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得以改造、发挥并取得独尊地位，是为此后两千年以儒学为正统之滥觞。 太学 汉代的全国最高学府。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长安设立。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置博士弟子50人。西汉末年增至3 000人，到王莽时，太学生增至一万多人。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按等第录用。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及其“举贤良对策” 汉武帝(前156—前87)是中国历史上很有雄才大略和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前141～前87年)时，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西汉王朝的统治推向鼎盛时期。在政治上，改革仕进，实行察举制度，选拔人才。实行“推恩令”，解决了王国问题。惩治豪侠，处置郡国豪富;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中央专卖。中央铸“五铢钱”， 统一货币。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在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大力推行儒学教育。通过以上措施，使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并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鼎盛局面。但是，汉武帝后期，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迷信奢侈，重用酷吏，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汉武帝颁布承认过失的“罪己诏”，停止征伐，减轻赋税，除去暴政，恢复民力，发展农耕，避开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登基伊始，汉武帝召集中央及地方要员，要求他们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亲自拟定有关时政的问题进行考问，被问者要以书面回答。这就是策问。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次下令诏命举贤良文学上书对策，为改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于是，就有了历史上关于汉武帝、董仲舒之间的三次策问与三篇对策，史称“天人三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及其评价 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已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更适应汉武帝时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于是，汉武帝开始提倡儒学，“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聘“儒者数百人”，引起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公元前140年，武帝召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其中包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认为政治法纪上的大一统，必须是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的建议立刻得到武帝的赏识并接受。汉武帝下令正式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在朝廷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五经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太学生经过考试，合格的便可直接授官。博士除参与有关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封建官学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结束了战国时期各种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儒学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儒学独尊地位被确立起来，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并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利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大一统局面，因此，对维护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 3.学术观点 学术界对董仲舒的不同评价 一种评价: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的一生。他作为开一代经学之风的《公羊春秋》大师，广采博纳，实现了对先秦诸子的真正综合，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特别是由于他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武帝钦定，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王座，与此同时，他还为西汉封建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政治举措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改革措施。董仲舒的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巩固和加强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促进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西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据此即可论定，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教育家。以上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另一种评价：根据列宁“评判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150页)衡量，不难发现，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比其前辈的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使人的认识更远地背离了客观真理。因此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应持否定态度。董仲舒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编造了一套“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规范，高度地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致尽管各个封建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它们却都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为“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论证。因之，“三纲五常”这一封建道德规范，在汉以后整个封建社会里，不仅没有更换，而且在更换了新的哲学形态中，又得到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董仲舒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能够长期发生影响的秘密。(于首奎《西汉哲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插图说明 《保存于西安碑林的汉代熹平石经》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即175年)，蔡邕等人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芽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185年刻成，立于太学门外，碑共有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碑上的字是蔡邕用标准的八分隶书体写成，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共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凡六十四石，计200 910字。石经，最初是指刻石的儒家经典。《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刻《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2年(837年)刻《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三大石经。北朝(420—589)以后，佛教将佛经刻于石山，也称作“石经”。熹平石经有精严端庄的庙堂气象，出自名家，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但受限于校正经文和规范文字的实用目的，未能在艺术性上作更多的追求。 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原石立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南门外太学讲堂前。其遗址在今河南偃师。原石几经兵火，荡然无存，宋代以后偶有残石出土，自1922年在太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藏有该经残块约189块，西安碑林等地也有残块。本图是保存于西安碑林的汉代熹平石经拓片。 5.参考书目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传》魏文华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董学探微》，周桂钿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董仲舒评传》，王永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两汉思想史》，祝瑞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一、 教学目标 目标 内容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识记 理解 运用 魏晋时期儒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吸收佛道精神，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 1.一定思想文化是一定社会状况的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存在 2.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正确看待和评价各个时期儒学的历史地位 通过对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变化的有关知识的掌握，认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发展脉络，了解其发展规律，探究宋明理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 提取图片信息，拓展课本知识，探究历史问题 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互补可以促进思想文化的发展，反映了维护互补的重要性 宋朝的程朱理学 宋代理学是儒、佛、道三家融合的产物，发展为新兴的儒学 了解思想观点，观察发展变化，分析地位价值 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辩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儒学的一大进步 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是明朝中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把理学发展到“心学”的新阶段 联系相关知识，比较综合归纳、探究历史规律 心学的出现既反映了理学在明代的发展，也预示着新的理论即将出现 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建议 课时安排 1课时。 重点 掌握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基本内容。 难点 理解理学和心学的思想内涵;正确评价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历史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