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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承认学生个性的差异和程度的高低，主张在统一的培养目标之下，应注意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于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可以跟他讲高深的学问，对中等以下水平的人，则不可以讲高深的内容)”。以便发展每个学生的特长，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平时，孔子非常注意观察，了解每个学生的爱好、个性和程度，熟记在心。在教学中，他一方面根据学生程度的高低和接受能力的大小，进行不同的指导。如学生“问仁”“问道”“问政”“问君子”，他总是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回答。曾参的学问修养比较高，有一次向孔子问“道”，孔子就不直接点破，只是说：“吾道一以贯之。”让他自己去领会。孔子走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老师所讲的道，就是‘忠恕’罢了)。”说明他已真正领会了孔子的教导。另一方面，孔子还经常针对学生的不同缺点，对症下药地进行教育。如冉求和仲由问孔子：“闻斯行诸(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回答仲由说：“有父兄在，如何其闻斯行之?”又回答冉求说：“闻斯行之。”公西华见他的回答不一样，感到不好理解，问孔子是什么道理，他答道：“求也退，故进之(冉求遇事胆小退缩，所以我要鼓励他前进);由也兼人，故退之(仲由好勇过人，因此我要约束他)”(《论语•先进》)。 在学习方法方面，孔子有许多名言，如“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 “温故而知新”出自《论语•为政》，原文为：“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孔子说：“复习旧的知识(指学习过的知识)，由此获得新的知识(指未学习过的知识)，这样的人可以当老师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的这三句话出自《论语》，原文分别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别人不了解你，你不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选择他们的优点加以学习，发现他们的缺点作为借鉴而改正自己)”(《论语•述而》)。 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孔子以后，儒的涵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老子及道家学派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一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教材持这种说法;一说他可能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又说他可能就是老莱子。相传，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但从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该书大约编定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书五千余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故称《道德经》。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把《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德道经》。道经侧重讲哲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和军事。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就是“无”。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息的，是无时无地不在的。“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且，事物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反常)，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但是，老子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仅忽略了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上升发展的。老子的学说，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唯物与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老子思想有消极的一面。老子长年居住在周，春秋末期，周朝政治日益紊乱，礼坏乐崩，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大变革。面对这一切，他消极悲观，提出一个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的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他所向往的这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不过是保留着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社会。这显然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没落阶级的消极思想。 老子及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称为道家学派，老子也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过，道家一词出现较晚。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并没有道家学派的说法。道家之名，是汉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第一次提出的，称为“道德家”。至《汉书•艺文志》，始名之为道家，列为“九流”(“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之一。道家学派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道”派生的，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作主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法治”和“尚贤”，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不尚贤”可以“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弃仁绝义”，反对“礼治”，认为“礼”是酿成大乱的祸首(《道德经》)。道家的这些主张，与儒、墨、法家的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附近)人，曾在家乡做过漆园吏，不久即隐归。著有《庄子》一书。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的形式，想象丰富，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观点，把世间的事物都看成相对的，认为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大与小、高与低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庄子将这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运用来观察人生社会，便产生了怀疑论和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可怕和痛苦的，人生只是一场梦，活着不如死。因此，他反对一切进步，反对一切文明。庄子的思想比老子更为消极，是战国中期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 孟子及其主要思想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名伋)之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他的“性善论”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学说都有深刻的影响。孟子的“性善论”，也是他的“仁政”学说的哲学基础。孟子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四端”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端绪、萌芽。“四端”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是“四端”之首，“仁”是“四德”之首。孟子认为统治者把内心固有的“恻隐之心”发扬出来，推行到行政措施中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仁政”了。孟子说的人性善是一种先天就有的道德观念，这是唯心主义思想。 荀子及其主要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生卒年代不可考，大约从公元前286年到公元前238年是他的活动时期。荀子到过齐国和秦国，后来长期住在楚国。在多年的游历中，他接触到各种学派的人物，研究了他们的学说和思想。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总结了各派学说的成就，吸收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成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儒学大师。晚年在芝陵(今山东峄县东)从事著述，现存《荀子》32篇。荀子认为星坠、木鸣、日月亏蚀、风雨不调、怪星出现、四时代谢等自然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规律可循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荀子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主张。他认为天没有能力来决定人们的贫、病、祸、凶，这些完全是由人们自己决定的。他指出人如果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做到“天地官(管)而万物役”，就能够使天地万物为人服务。荀子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人性恶。他认为：(1)“性伪之分”。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仁义礼智等善的品德，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2)论禽兽之别。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人有礼仪，而礼仪是后天人为的。(3)“涂(与“途”相通)之人可以为禹”。人性虽恶，但每一个人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是可以为善的，就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人。(4)节欲的原则。对待物质欲利问题，应节欲、导欲，不能去欲、寡欲。(五)积善成圣。人成圣的方法，是自身的不断学习和环境、习俗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法家和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和申不害等人。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法家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峻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 “废先王之教” (《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3.学术观点 学术界关于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不同看法 究竟什么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①多数人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②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把孔子的学说概括为“礼学”。一般说来，凡是肯定孔子积极作用较多的，都主张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而对孔子否定较多的，则多强调礼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③仁和礼二者在孔子那里是一对范畴，仁和礼共同构成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④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中庸。认为孔子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被中庸所制驭着。⑤认为孔子思想的模糊性与庞杂性，很难用单一的核心来概括。教材取第一种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