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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德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孔子论人性、仁、政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未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 ──《论语•颜渊》 孟子与告子辩论人性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孟子•告子上》 荀子论人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 2.课文注释 “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经济上，井田制瓦解。在这以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全归周王室所有，这时出现了土地私有。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田亩收税，正是反映了土地制度的这一变化，正式承认了土地私有是合法的，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政治上，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原来的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但这时原来受周天子所封的诸侯现在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国家，互相兼并、争霸，大国凭借实力争得盟主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内部也出现兼并、夺权的现象。 文化上，经济政治的变动造成文化下移。学校原来设在官府，文献典籍和学习工具也为官府所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王室衰微，政局变化，官学败坏，原来掌管文化的官员许多都流散到民间。其中，一些人开始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出现了私学。由于私学的兴起，文化下移，逐渐形成了“士”阶层，并开始成为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开始阶段。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封建土地关系发展起来，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奴隶制王权衰落，各国诸侯即地方奴隶主贵族势力也大大地削弱了。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百家争鸣 所谓诸子百家，是对先秦至汉代初期各学派的总称，“百家”是虚指，以形容学派之多，习惯上指“九流十家”。汉初司马谈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班固则概括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合称“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则称为十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各家的主张各不相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相同之处。儒、墨、法诸家，侧重于政治道德。老庄道家讲道，侧重于对宇宙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名家主要是研究名辩，即逻辑问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从天命思想中摆脱出来，作为自觉的主体去面对世界、认识世界的趋向。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反映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三个主要的认识领域。各家学说的中心及其最后归宿，都是为了求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理想的人生道路，绝没有出世的思想，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共同的精神。百家争鸣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从春秋末年到秦灭六国300年的时间里，各家学说互相争鸣，互相吸取融合，不断丰富，不断深入，形成了学术文化上空前繁荣的局面。最后，经过秦始皇的“梵书坑儒”，再到汉武帝采纳著名儒学家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是宋国贵族，避难迁鲁。他出生时，家世已经没落。年轻时做过季孙氏的委吏(管仓库)和乘田(管繁殖牲口)等。三十多岁到齐国，几年没有得到齐君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五十多岁时，由鲁国中都宰(都城行政长官)升任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后又曾周游宋、卫、蔡、齐、楚等国。晚年在鲁国编订古代文化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教授门徒;这些在汉代以后被奉为儒家的《五经》。孔子的弟子曾将他的谈话和他与门徒的问答，辑成《论语》一书，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孔子所讲的“仁”，涵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孔子与教育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学校专为贵族子弟而设，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有些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退休官吏，回到家乡收徒设教，兴办私塾，不过影响不大。到春秋晚期，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地主政权需要大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日渐兴盛，孔子也开始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孔子办学，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他30至35岁之间，第二个时期在他37至50岁之时，第三个时期是他的晚年，即68至73岁之时。他主张“有教无类(类，指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别)”(《论语•卫灵公》)，只要“自行束(十条干肉)以上”(《论语•述而》)就收为门徒。这样，比较贫寒的平民只要交得起束的都可以接受教育，从而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孔子一生教授的门徒多达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认字写字、数—算术)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些学生大多出身贫贱，出身贵族的不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