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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康有为(1859—1927)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光绪帝 光绪帝(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道光帝之孙，同治帝的从弟，醇亲王奕譞的儿子。1875～1908年在位。年号光绪，庙号德宗。是清定都北京以后的第九位皇帝。同治早夭无子，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于1874年择立年仅4岁的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帝。光绪帝在位期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皇帝和西太后周围逐渐形成两股势力，产生了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帝19岁，举行“大婚典礼”，按清代制度此后皇帝应该“亲政”，那拉氏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内外大权。光绪帝作了34年的傀儡皇帝，经历了1883—1885年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目睹了帝国主义掀起的割地狂潮。1898年6月，他为了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统治权，并振作图强，毅然支持和任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实行变法，颁布《定国是诏》和一系列维新命令，企图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发展一些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视变法如亡国，以维新派为洪水猛兽，于是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屠杀维新志士，并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1902年1月回到北京。1908年11月光绪帝死于涵元殿，葬于崇陵，时年38岁。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至80年代，它是伴随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与洋务思潮主流人物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相比，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眼界较为开阔，认识也有所深化。在甲午战前，他们的思想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马建忠(1845—1900)、郑观应(1842—1922)等。这些人大部分早年都接受过封建正统教育，涉足科场，有的还获得过相应的功名，并取得一官半职。如冯桂芬1850年获得榜眼，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他们不少曾到过外国，有点甚至长期住在海外。如王韬到过英国、法国和俄国;郑观应在外国资本企业即洋行做买办，并创办过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轮船招商局;薛福成晚年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早期维新思想家认识到，只有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1)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王韬指出：“环而伺我者数十国”都是心腹之患。对此，他“忧国念家，万虑坌集。”郑观应认为，中国面临亡国之大患，自然应以防外敌为主。他愤怒地指斥清政府的文官为“保全禄位”，武官为“保全身家”。他们要求维护国家主权，限制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特别是要求修订最惠国条约和领事裁判权。他们认为，列强在中国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殴打平民，污辱妇女，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而由外国领事处理，结果使罪犯逍遥法外，无法无天，继续作恶，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早期维新思想家极力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殖民地关税制度。2)进步的政治改革主张，主张仿照西方君主政体来改造中国的君主体制。王韬曾说过：“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长安久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薛福成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3)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其中，以郑观应提出的“商战”思想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强调强国富民的根本在于兴商，必须以商立国。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兵战”是搞军事征服，“商战”是搞经济掠夺;“兵战”是手段，“商战”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和“十万豪商，胜有百万劲卒”的主张。“以商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保护中国自主权利和资源，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早期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仅限于著书立说，形成社会舆论，尚未没有形成政治运动。 严复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西学翻译家。原名传初，国改名宗光，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少年时代在私塾受教。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轮船驾驶技术，初步接触到西方一些自然科学。1877年他被保送到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学习，亲身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开始深入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的问题。1879年5月，他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总教习、总办，达20年。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曾捐监生，四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论文，评论历史，针砭时事，主张学习西方，实行维新变法。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鼓吹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翻译《天演论》，介绍西方近代进化论思想。在所发表的政论中，严复利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尖锐批判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主、新学，主张变法图强。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他还积极宣传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维新运动失败后，他的兴趣逐渐移到学术研究上来，继续翻译了西方近代一些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著作。辛亥革命后，他于1912年2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改任校长。但他的思想渐趋保守，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成立“筹安会”，他名列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对西学深感失望，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病逝于乡里。严复致力于翻译著述，通过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严复的著作除一些政治和学术文章之外，基本上是翻译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演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的《自由论》)、《群学肄言》(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通诠》(甄克思的《社会进化简史》)、《法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穆勒名学》(穆勒的《逻辑学原理》上半部)、《名学浅说》(耶芳斯的《逻辑学初步》)，通常被称为“严译八种”。这些译著在清末西学东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清末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选择的。严复用文言文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发表。次年3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国人敲起亡国灭种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淘汰。《天演论》的发表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对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到影响。 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与守旧派在文化的许多问题上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论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二是民权平等与三纲五伦之争，三是学校与科举之争。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维护封建主义的制度，还是变法革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戊戌变法前后，顽固派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反对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贫弱，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制度不好，而是因为社会“人心不古”。他们说：“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而补救的办法，“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仍然死抱住封建纲常名教不放。洋务派也主张变革，但他们的变法只限于对一些枝节进行变法，而不在于根本的政治体制方面。他们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维新派则主张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们根据西方流行的进化论和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指出：“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且这种变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针对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观点，维新派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维新派也批判了洋务派的枝节变革。认为洋务运动“补漏之无成功”，主张进行全面变法。维新派所说的全面变法，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而顽固派和洋务派认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维新派同顽固派、洋务派的思想论战推动了变法运动走向高潮。这次论战，是作为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思想文化提出挑战。在论战中，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并阐明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经过论战，资产阶级新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但在论战中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一些弱点和缺点，如主张对旧制度进行改良，但反对革命，甚至有时改良也主张暂缓实行，表现出很大的妥协性;他们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也很不彻底。所有这些弱点和缺点都是由其阶级的局限性和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 戊戌政变 参见《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相关内容。 3.学术观点 维新变法运动的意义及其评价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主张。但在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维新派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只能从其他阶级中寻找同盟者，或者依靠对象。由于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有较多的联系，就自然在这一阶级中寻找同盟者，面对劳动群众则采取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们鼓吹变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辍耕于垄上”的陈胜式的人物又揭竿而起。维新派所联络和依靠的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势力，主要是帝党。但是，当时的帝党，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实际权力和力量，而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以及依附于它的洋务派。这两股势力的力量远远超过维新派和帝党，这本身就决定了变法运动的失败命运。直接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维新派在变法理论、策略和措施上的所犯种种错误。维新派的变法理论主要是依据康有为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这两部书虽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真正接受的人却甚少，即使在维新派和帝党分子中也很少有人能接受。光绪皇帝虽然大量采纳康有为的变法建议，却诏令禁毁这两部书。连主张变法维新的黄遵宪、章太炎、唐才常等都表示不赞成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孔教说。弟子梁启超也偶而会流露出怀疑态度。实际上这两部书所引起的今古文经学派论争几乎淹没了维新变法的主题，对变法运动起了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作用。同时，维新派在变法策略和措施方面也犯了“躁进”的毛病。在短短的103天中，发出上百道新政诏令，改革内容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些诏令只有原则要求，没有妥善的配套措施。譬如，废八股，改策论，这使众多的士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失去了奋斗前程，他们自然走向变法的对立面。再比如裁并衙门，由于没有任何善后措施，使一部分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一夜之间便失去生计所托，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混乱。这样的结果是除了有少数开明人士的支持外，变法一直没有得到更广泛社会的支持，反对的声浪反而不断发展。这恰恰给慈禧等人的政变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导致维新派的失败。 但是，维新派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变法主张代表了中国历史变革的方向。维新派进行变法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虽然戊戌变法没能完成自强御侮的目标，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戊戌变法是第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它并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一次质的飞跃。洋务运动仅仅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