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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顽固派的反对理由，奕等人不以为然，嘲讽顽固派只会“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责问倭仁，既然视夷为仇，则必有卧薪尝胆之志?指责他只会空谈道义，与国事无补。批评倭仁言论中的偏见和短视见识，他再三告诫说，想维持长久安定，就应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装备自己，以达“自强”。当时的西太后还离不开奕的帮助，所以在这场论战中基本赞同奕的主张。最后以奕等人的获胜而结束这场争论。1867年，天文、算学馆举行招生考试，72人参加考试，录取30名，正式开馆。但所录取的30名，半年后又因程度太低，经复试后仅留下10人，而被并入英、法、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 其次，是关于派遣留学生之争。1871年，曾国藩等奏请选送聪颖子弟赴外国学习的建议，并上奏力陈派留学生的好处和计划。1872年清政府采纳了这些建议，正式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从1872年到1875年，共派出学生120名。这批留学生主要学习与建设我国工业有关的学科，如造船、开矿、邮电、机械工程、交通运输等。派遣留学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1881年，清政府还是作出了全部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这年下半年分三批回国。在这四批留美学生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两人获学士学位，60人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其他都还是中、小学生。洋务派与顽固派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在关于修筑铁路的问题上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他于嘉庆末年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龚魏。1825—1826年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筹议漕粮、水利等工作。以后，他任内阁中书，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较多地了解社会实际。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著《圣武记》。他又依据林则徐的嘱托，对照历代史志将林则徐所编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这部书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又扩编为100卷，刊于扬州。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愦，对战、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见解，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他建议制造枪炮轮船和其他“有益民用”的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要求改革漕运减轻赋税，兼顾商人利益。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也发生一定影响。1853年太平天国军进攻江南，逼近扬州时，魏源组织地主武装进行对抗。1857年，他病卒于杭州。魏源除上述著作外，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洋务运动的目的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窳(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倭仁 倭仁(1804—1871)，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字艮峰，道光进士。道光末年，他和曾国藩标榜“理学”，以封建卫道者自居。同治初年，他任文渊阁大学士，反对洋务派设立同文馆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顽固派首领。著有《倭文端公遗书》。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他对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曾招致中法、中日战争失败，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者。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 000万两白银之多。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他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2年，他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擢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期间，他主战，奏准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卢汉铁路，与李鸿章争夺权势。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维新变法。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他参与所谓“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1907年，他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有《张文襄公全集》。 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92年后，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他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又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作为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郑观应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力主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举，提倡西学，广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郑观应务实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还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近代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在苏州办团练，升任右中允。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逃至上海。后入李鸿章幕府。多次建议改革时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学习西方，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著名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著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冯桂芬从理论上阐述了正确处理古今、中外关系的重大意义，发展了先秦思想家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提出“鉴诸国”的主张。他勇敢地冲破“用夷变夏”的嘲讽和攻讦，提出：“法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认为以“文”代“质”、以“巧”代“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带有进化思想的历史观，使他开阔视野，承认欧美诸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先进性，正视中国落后的现状，进而指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从弱转强、由贫转富的必由之路。他除对西方宗教加以否定外，举凡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都十分重视与赞赏。由于他对西方世界的不断了解与探索，使其思想更加开阔。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和中外关系中战与和的“夷务观”，给人以新的认识和启迪。冯桂芬在中西比较中找到了差距，于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必须走自强道路，依靠我国的物力、人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随后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了在外交、军事、内政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主张。 王韬 王韬(1828—1897)，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报人、文学家。初名利宾，字兰卿，入县学后改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潜，一字子潜、紫诠，自号天南遁叟，晚年称弢园老民等。1847年，王韬迫于生计接受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任编辑，由此改变了王韬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观念。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当年10月逃至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王韬翻译《尚书》《诗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还游历了英、法等国，使他大开眼界，深感中国的落后与差距。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亲自撰写文章，评论时政，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率先喊出“振兴中国”、“变法自强”的口号。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洋务》(上、下)、《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方案。王韬强调要在变法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科举取士和教育制度。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1893年，经陆皓东介绍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识，对孙中山的变法主张大加赞赏，并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润色。1897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变法自强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岁。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它们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主要不是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部分由于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袭逐渐破产，极少数由手工工场发展为半近代或近代的工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道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碍，而地主、官僚和商人直接投资办近代工业的道路就成了主要的途径。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一部分商人、官僚和地主投资于新式工业，(建立厂房，购置外国机器，购买原料)用雇佣剥削的办法，招募中国工人进厂进行商品生产，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方举赞、孙英德合伙设立的上海发昌机器厂。它是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而设立的。1866年初创，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由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业。除此之外，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开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1882年上海成立了同文书局等。这些都是中国比较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创办人或投资人来看，他们大多是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通商口岸的商人，买办官僚也不少。这些企业主是工业资本家，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还拥有大量的土地，也是地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与它们有矛盾的一面;但是，又因为中国民族近代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联系、依赖的一面。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具有反抗和妥协的两重性。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的政治团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维新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帝党想利用这个运动向后党夺权，开始和运动结合。8月，在帝党翁同、孙家鼐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入会者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会中主要分子。康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号召发愤图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又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中外纪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宣传维新主张。一些官僚见学会势盛，也纷纷表示“赞助”，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捐银入会。李鸿章也愿捐银两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太臭，遭到拒绝。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为学会的指导者。不久，康有为又组织上海强学会，吸收黄遵宪、汪康年等数十人为会员，刊行《强学报》，与北京强学会相呼应。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以“私人会堂，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也停发上海强学会的经费。前者只活动了四个月，后者只活动了一个多月，便被扼杀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