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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一直是支持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的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它们受到了来自当代批判性思想的批判性消解。中国的现代性并不像费正清学派或剑桥中国史所说的那样是对现代性冲击的单向回应，“中”与“西”是在一种互动的格局里互相形成的。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与发展也离不开所谓东方，东方一直内在于西方，正如西方一直内在于东方一样。中国也不是在以漫长的历史等待并痛苦地回应着来自现代的挑战，从而被迫融入世界现代秩序的“停滞的帝国”，而是在现代的时与势里创造着新的中国的现代性，其中自然包括改写、挑战着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如严复、章太炎、鲁迅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深刻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中国思想重新被发现，被创造出来，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的思想资源，而决不是如当年林毓生等人所说只是一个接受西方思想的特殊形状的容器或思想模式。 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过新的批判性思想的努力，建立在“五四”叙述基础上的，或以“五四”为叙述策略的新启蒙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破产。而当代批判性思想之所以获得深入人心的影响力，除了理论的说服力，还在于当代现实的教育。在国内，当初新启蒙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做出的美好的承诺已随着现代化的逐渐落实而蜕去了它玫瑰色的面纱;在国际上，自1990年末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如亚洲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两次海湾战争，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当代世界秩序的真实性质，那些普世价值下面的狭隘的民族利益和霸权意志昭然若揭。这是真实的教育。而经过十几年高代价的经济增长，中国国力也已经极大增强，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在恢复。此消彼长，终于在2008年达到一个转折点。 2008年中国与外部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深刻后果还没有充分显现。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后重新检讨“五四”，的确意味深长。 1919年，是巴黎和会教育了原来对世界公理有幻想的中国人，而2008年，同样是国内外的一系列事件教育了1980年代以来对普世价值有迷梦的中国人。其实，2008年只是这种教育不断累积起来的一个临界点，也是这种教育从知识界的一部分向普遍民众普及的过程。对比1919与2008是有意思的，二者显现了知识界与群众或社会的不同的互动关系。“五四”时期是从先进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宣传形式如《新潮》杂志与平民教育宣讲团向社会传达思想，而2008年的群众爱国行动则更具有草根性色彩，其中网络的作用不可低估。群众在思想与行动能力上超过了一般知识分子群体。 然而，2008年所显示的社会情绪还有很多盲目性和某些狭隘性，如何引领与塑造这种民族情绪，打造一个新的类似“五四”的文化，仍是当代思想的艰巨使命。1919年之后我们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列强法则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在还能找到一种突破当代世界秩序的新道路吗?还能创造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化吗? 90年，恰巧三个30年，1949年，1979年，2009年，这是三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那么，未来的30年会如何呢?它是值得期待的，也是需要我们格外清醒并付出艰苦努力的三十年。 如何创造性地理解和继承“五四”的历史和精神遗产，仍然会是后世不断面临的思想任务。最重要的是，要创造出“五四”的当代意义，激活它的批判性视野和潜能。对“五四”的理解只能立足于当代历史，我们必须再创造出另一个“五四”出来。这当然不是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的庸俗化的创造，而是指释放出那些未经触及的、有待发现的新的视野，当然，这也意味着同时发现新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