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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保守主义的“五四”论述和此前的新启蒙主义的论述在逻辑上存在着某种矛盾，因为在新启蒙主义的理论脉络里，启蒙(包括法国式启蒙)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内容，反的是前现代的“封建”与专制，肯定的是现代;而保守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话语则要保留传统，肯定文化秩序的渐进式演变，似乎反对全盘西化，对现代化态度也有所保留。但事实上，这一论述反的重心不在西方化，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的激进反叛，而是这种激进导致的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后果，所以，它批判的“激进”是有特定内容的。余英时的话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他说：“简单地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现状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但‘五四’运动不到两三年，共产党就在1921年成立了。一两年之内中国的思想很快就进入更激烈化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这一发展最能说明中国思想的激化跟现实有关。”③言外之意，如果西化趋近的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激进也没什么，或者说，是好的激进，问题在于由于有了激进的态度，“思想停不下来”，走到了共产主义，就坏了事，它虽然也有西化的背景，但不是“西方的标准”，也不是“主流”，不算普世价值。 不难看出，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述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内在统一性。如果说，“启蒙救亡说”试图剥离的是俄国革命的线索，那么自由主义叙述剥离的则是法国革命的线索，二者针对的目标都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自由主义的“五四”叙述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线索，有意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作为“五四”非本质的部分淡化掉，同时有意突出胡适的自由主义作为“五四”内在精神本质的意义。于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精神教父的形象开始确立起来。事实上，这也是那一时期胡适研究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背景。这种叙述明显地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四”叙述对“五四”思想分化的定性相对抗。于是，自由主义者具有了对抗“专制”的文化英雄色彩。以胡适为起点，自由主义的“五四”论述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历史线索和人物谱系，从“五四”(以胡适的北大为中心)、国统区、西南联大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等，再到建国以后的储安平、陈寅恪、顾准等，这条线索一直不绝如缕地从“五四”伸展到当代，最后到右派知识分子群体。此类著作在1990年代以来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顾准传》……，在这种叙述中，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确认是有意思的，它往往和内在思想品格无关，而更多的是因为某种对抗性关系，比如右派的复杂性质是被高度简化的，只是因为其遭受政治打击，处在政治暴力的对立面这一功能性位置，右派获得了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启蒙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五四”叙述具有一种非政治化倾向和文化主义的思路，这和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氛围是一致的。社会政治的“五四”让位于文化的“五四”，“五四”被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于是，新文学得到了突出强调。通过这种方式，自由主义论说悬置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论述的政治描述，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完成了另一种政治表达，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文学作为审美之维正是非政治的、自由的抗议力量的象征(刘晓波的一本代表作即为《审美与人的自由》)。其实，当时的意识形态表述本身就呈现为泛美学化的色彩，这也加强了它动人的情感化力量。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一枝独秀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根源。 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启蒙主义也改写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革命史的“五四”叙事强调1919年“五四”运动的标志性意义，以之为中心整合此前此后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依照革命叙事的历史逻辑，把“五四”的思想分化、复制到文学史中来，着意突出192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文学的兴起与发展，革命文学经过一定的历史曲折过程，直至生成为全新的以延安文学为原型的当代文学，它继承并超越了“五四”文学。正如周扬所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从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这是指它的整个发展的趋向而言。”④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则试图瓦解这种叙述，它更强调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绝对意义。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思路强调的是“五四”作为现代性的开创意义，“二十世纪文学史”(钱理群等人)、“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都有意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而突显“五四”所开启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即在内容上对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主题如人性深度之类的书写，在形式上的“纯美”的努力，于是，一种文学与政治的二元论开始形成。在这种理论视野里，革命文学的文学或审美价值被淡化甚至取消了，事实上革命文学作为“非现代”的内容已经被悄悄地放逐出20世纪文学之外。“重写文学史”运动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工作，这种“五四”论述必然会忽视革命文学深刻的现代性意义，钱理群、陈平原的导师王瑶先生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指责是一针见血的：你们怎么安置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文学的位置?它们不是现代文学吗? 另外，“反激进”的保守主义也对文学史书写有着明显的影响，比如热闹一时的对学衡派的再评价、郑敏对新诗的激烈批评所造成的争议，甚至民间派与“知识分子派”的诗歌论争都带有这一思潮的回声。 对“五四”非政治化的倾向还有另一种表现。在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兴起，这种史学观念及研究方法注重发掘历史中的差异性因素，往往热衷于进行细致的社会史和生活史的描述，于是经常把以“五四”为中心的历史运动泛化，淡化其社会政治运动的色彩，而把它还原为一个或一系列社会史或生活史事件，比如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它的积极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关于“五四”的目的论叙述，对于丰富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在客观上，这种研究却延续或配合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表述，有时可以看作这种论述的一种弱化的形式。正如费正清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列文森所说，失去神秘色彩的“五四”运动，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与现在的价值、信仰和理想毫无关系。⑤ 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汪晖为代表的当代批判性思想试图通过对思想史的细致分析，通过对“五四”内部差异性因素的发掘，克服旧有的僵硬解释模式，建立一种有力而又有弹性的“五四”论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有很多重要内容涉及“五四”——这也是这部著作所内在要求的。在天理世界观的瓦解、科学世界观的建立的历史视野中，汪晖对中国现代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细致的系谱学考察。但是，这种充分学理化的研究其实也曲折而深刻地映射着现实关切。通过对“五四”前后的思想家如严复、章太炎、鲁迅思想复杂性、矛盾性的研究与新发现，事实上可以引申出对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想的批判，因为新启蒙正是在对“五四”的简单化理解中、在扭曲“五四”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叙述的。这导致了“启蒙的辩证法”，启蒙最终走向了反启蒙。如果说真正的启蒙精神是运用理性认知自我与世界的话，那么，事实上，汪晖等人通过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个对当代的启蒙进行再启蒙的思想命题。结合汪晖后来对新启蒙主义及当代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一思路就显得更具连贯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