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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这样的话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对“大跃进”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而受到错误批判。这次事件导致在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也中断了纠“左”进程。1962年“七千人大会”虽然总结和检讨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但它是在肯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林彪的发言还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黑暗凤”、“单干风”、“翻案凤”，着重批判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支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等主张，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这种批判对全国形势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只是由于刘少奇、周恩来的提议和经济形势的严峻，毛泽东才同意暂时把调整经济工作的任务继续放在第一位。 因此，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弥漫、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政治环境中，邓小平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才能说出那样的话，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和崇尚实干、心系人民的深厚感情。多年以后，邓小平如此表达着自己的心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想一想]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意义是什么? 提示：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其中，一些关于整顿的重要思想和政策，为后来的改革做了准备。全面整顿的直接效果就是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想一想]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具有什么历史作用? 提示：“文化大革命”是从科学教育文化战线首先开始的，因此这条战线的整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是“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党扭转多年来对知识分子“左”的政策的开始，是邓小平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勇敢实践，它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议一议]邓小平是在什么背景下南下视察的? 提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局势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这样，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南下视察的。 [想一想]为什么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提示：当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因为国内外环境的巨变而遭遇波折时，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我测评]从哪些史实可以说明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提示：(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领导进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毅然决策以经济建设为全部工作的重心，坚决实行改革开放。 (2)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三步走战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了蓝图。 (3)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才是硬道理，分析了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此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材料阅读与分析]邓小平谈话中说的“资”和“社”指的是什么?结合史实，议一议为什么说特区是姓“社”不姓“资”? 提示：经济特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已经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提出，判断的标准有三条：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客观实际来看，在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公有制依然占主体地位，政权依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即使是外资部分，国家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得到益处。因此，经济特区是姓“社”不姓“资”。 【历史问题注释】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后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并讲了话。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报告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工作中发生了如下主要缺点和错误：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报告分析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报告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做了说明。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说了一些重要看法。主要是：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干1月30日在大会上讲话，突出强调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大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并且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就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并强调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性。随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分别在大会上讲话。周恩来讲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的全体会上，陈云在大会结束后陕西省的全体干部会上，重点谈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一些省的同志对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工作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评。 这次大会是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对待缺点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它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对于“反右倾”斗争，只是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虽然不再讲他庐山信件的错误，却仍不予平反，理由是他有一个“反党集团”，他又有“国际背景”。但实际上所谓“反党集团”是无中生有的，说他有国外某种势力的支持，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样就不可能彻底改正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林彪在大会上的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林彪离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