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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江青看来，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周扬等长期在文艺界负责的领导人是其直接的障碍，只有搬掉这个障碍，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将三十年代周扬等所提倡的“国防文学”判定为“资产阶级的口号”，也就直接达到了搬掉周扬等人的目的。 第三，肯定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使左翼文艺运动与鲁迅这个“盟主”对立起来，纳入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范畴。这样，江青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而又把自己打扮成鲁迅的“拥护”者。 其实，虽然江青对周扬等人早已恨之入骨，但把“文艺黑线”的源头放到三十年代还不是她所能想出来的。否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把两个口号的争论往路线斗争上扯，是老谋深算的陈伯达。 另外一个“理论家”，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康生： 1966年3月，在杭州的时候，康生告诉毛泽东：“鲁迅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的大众文学与党的国防文学是两条路线。”而当时领导“国防文学”那条线的“党”，是谁的“党”呢?康生言下之意，当然不是正在长征中的党，而是王明路线的那个“党”。这样，同中央失去联系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周扬等代表人物便属于王明线上的人了。而毛泽东当时最敏感的恰恰是“路线斗争”，康生此招，可谓击中“要害”。这个问题虽然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当面同周扬谈开了、解决了，但时事变迁，他这时也认为：国防文学是民族浪潮淹没了阶级性，还说起鲁迅对夏衍的《赛金花》的批评。 有这两位“大理论家”的点拨，江青横扫文艺界的理由就更充足了。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布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至此，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也是在这个月，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纪要》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是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这样，左翼文艺运动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与纷争，一概不加分析地看做是鲁迅所代表的毛泽东革命路线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以周扬为代表的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此后，与“文革”的10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破四旧的由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五个一工程奖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上一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分部委，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组织生产、推荐申报的精神产品中五个方面的精品佳作。这五个方面是：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并对组织这些精神产品生产成绩突出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宣传部和部队有关部门，授予组织工作奖。对获奖单位与入选作品 ，颁发获奖证书与将金。1995年度起，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列入评选范围，“五个一工程”的名称不变。 “五个一工程”实施以来，对各地、各单位精神文明产品生产的发展与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了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 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 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号召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五个一工程”中文艺项目的评选，贯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催促富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浓郁生活气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的问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本届“五个一工程”评选中，上海的成绩突出。除了电影《生死抉择》荣获特等奖外，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了一等组织工作奖。在370部获得入选作品奖的作品中，上海还有13部作品获得入选作品奖，包括电影《詹天佑》，电视剧《忠诚》、《红色康乃馨》、《张闻天》，戏剧《闪闪的红星》，歌曲《新世纪艳阳天》、《祖国，你好》，广播剧《嫁给了公家人》《夕阳奏鸣曲》，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图集》《汽车城》，理论文献电视片《浦东十年》，理论文章《春风化雨润沃土--上海市黄浦区文明城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双百”方针与和谐文化的提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