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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的核心是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但他强调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双百”方针的内容。 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 “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表态，是因为当时中国两位受党的领导人器重的大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有不同看法，分别提出了春秋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范文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郭和范都是中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毛泽东本人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更倾向于郭沫若一些，但他确实不好做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便认为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为好。 又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1956年以前，毛泽东还两次讲过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一次是1952年或者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请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毛泽东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另一次是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也回答说：“百家争鸣”。 虽然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明确提出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它所涉及的领域仅是历史研究。这大概与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十分熟悉有关，他熟读过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对历史很有研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是不为过的。正因为如此，他也深感历史研究“百家争鸣”的必要。 “文艺黑线专政论”提法的出笼 在当年，由江青召集的这个座谈会是极为秘密的;至于座谈会后形成的《纪要》，也是数易其稿，并经过毛泽东主席多次修改。《纪要》第一次提出了“文艺黑线”：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几篇文章———引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 这样，《纪要》就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三十年代，并明确地为三十年代文艺判定了性质：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一段对三十年代否定的话，直接暴露了江青等人险恶的政治用心。 第一，把“文艺黑线”的源头追溯到三十年代，周扬、夏衍等人就戴上了“文艺黑线头目”的帽子，而从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文艺战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也都捆绑在这条“黑线”上了。既然现在的文艺队伍是“黑”的，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组织”新的文艺队伍。这就为他们残酷镇压、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重新组织”自己的队伍制造了口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