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高一历史教材点拨及同步练习(人民版必修一)专题四(2) 二 政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及其历史性转折 历史回眸 一、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挫折 1.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良好开端。 2.“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遭受摧残。 二、历史的伟大转折 1.1976年lo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2.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的政治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l.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初步构想。 2.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设置、职责、管理体制等作出重大调整，成为中国在历史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4.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第五条第一款，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突破思路本节课的内容主要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挫折、历史的伟大转折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个子目，线索明确、主题集中、层次分明、资料翔实、现实性强。由于时间跨度大，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突破方式：(1)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挫折 这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自1956年至1976年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遭受的重大挫折。教学时，应着重抓住主要事件进行分析：从社会矛盾、工作任务等角度，结合有关图文音像资料，阐述中共八大对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视?适当补充有关史料，阐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对中共八大路线的歪曲;在学生阅读教科书和观看有关音像的基础上，建议教师通过讨论、交流，用简洁直观的示意图，梳理“文化大革命”对宪法和法律破坏的史实，以及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破坏的情况。使学生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危害。 (2)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部分内容实质上是从民主法制建设的角度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课堂学习前，建议教师事先指导学生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赏析，以增加感性认识;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结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有关重要讲话，密切联系教科书相关内容，重点引导学生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历程中的转折性作用。 (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本部分主要包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2年宪法的主要内容、依法治国方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教学时不要泛泛空谈，应结合身边的具体事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归纳，从而真切感受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另外，也可以结合有关法律条文，组织一次法律知识竞赛，从知识角度将教学活动从课内扩大到课外，从情感角度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从能力角度培养收集材料等能力。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毛泽东错误发动“文革”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主要是摧毁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在全国进行夺权。全国陷入全面内乱，刘少奇等革命家在抗争中被打倒。第二阶段，从1969年5月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九大后，“文革”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左”倾错误继续发展;林彪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最终自取灭亡;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但很快被“批林批孔运动”打断。第三阶段，从1973年9月到1976年l0月粉碎“四人帮”。主要是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运动”和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发起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五一六通知》——“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1966年4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所以简称《五一六通知》。该文件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依据这一分析，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 时空隧道1 毛泽东发动“文革”错误理论观点材料一：“他(指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材料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就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材料三：“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顶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甚至破坏。”“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上述材料均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思维点睛：(1)“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动的理论根源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错误论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而这是对国内阶级关系和世界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在错误理论支持下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指导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2)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很容易出挫折;二是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三是党由于历史的原因习惯于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观察和处理新矛盾、新问题，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四是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和世界局势的紧张，也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深入到党内;五是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甚至破坏。(3)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遗毒很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完善，是滋生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重要条件。 时空隧道2“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材料一：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鲜明地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即有外电评论：“这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未来治国方略和政治走向的公开宣示。”此后，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基本方针，明确载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材料二：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思维点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中国过去的国家生活中比较缺乏依法办事的传统，尤其是十年动乱时期，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与摧残，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揭开了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序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宏伟目标的提出，标志着党和国家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这一新的治国方略的提出与实施，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7年2月7日，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首次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沦”，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两个凡是”，实质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遭到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党中央和华国锋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群众热烈支持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少数人反对文章的观点。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推动这场讨论得以在全党、全军、全国公开深入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时近一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了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