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和《局外人》，两位作家在写出这两部作品的时候，都还很年轻，一个32岁，一个26岁，这说明青年时期也可以写出很优秀的作品，这对我们是一种激励。此外，《边城》和《局外人》都分别继承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是很有代表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展开来谈一谈。 从思想性方面来说，《边城》里充满了儒家的“仁爱”与道家的“出世”哲学，《局外人》就更不用说，加缪本身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就在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叔本华虽然否定了人生的意义，却是一个非常重视如何更好地生存的人，也就是说他虽然否定了人生的“目的”，却肯定了人生的“过程”。加缪的思想和叔本华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他在《西西弗斯神话》这本哲学著作中要说明的观点就是，尽管西西弗斯不断推石头上山，得不到任何结果，但推石头上山的这一过程，能让西西弗斯既感到充实，又感到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因此，我们看到《局外人》中的“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却依然不愿意放弃生命，在被判死刑之后，还有着强烈的上诉愿望。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视，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是有非常强大的传统的，我们可以列数一下西方文学中那些以人的名字来作为书名的伟大作品，比如《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堂吉诃德》《哈姆莱特》《浮士德》《包法利夫人》《德伯家的苔丝》《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那么我们反观一下中国的文学传统，以人的名字命名的经典作品是极为罕见的，这就说明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于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重视的不是个体，而是整体，或者是能够将整体维系起来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所以我们在《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中都能看到许多杀人如麻的场面，被杀者无声无息，杀人者也显得理所当然，这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看到的。我们的传统文学真正开始关注“人”的作品，应该是《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里面有个体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而到了近代，鲁迅对于“人”的价值呼吁和肯定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我们再来看沈从文，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说依然是传统的，是缺乏现代意识的。我们从《边城》里的那些人物身上，看到的那种天真、淳朴、狭义、古道热肠，是几乎只存在于我们的古代典籍里面的。所以从文学文本的继承角度来讲，《边城》其实就是一部现代版的《桃花源记》。而《局外人》的文本根源，应该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局外人》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是故事情节，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些内容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再从写作手法方面来谈一下《边城》和《局外人》。 前段时间我们听了刘庆邦老师探讨小说写作的虚与实的一个讲座。我个人也十分喜欢从虚与实的角度来分析评判小说作品。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文体，“虚”是它的本质属性，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小说是必须要有现实基础的，这个现实，就是“实”的那一部分。所以那些真正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既有虚的一面，又有实的一面，虚与实应该结合成一个平衡而又美妙的整体。具体到这两部小说，从内容上来看，它们显然都是现实主义小说，但我们又很难明确地指出，其中的哪些内容是真实的，而哪些又是虚构的。所以从写法上来谈它们的虚与实，可能会比较恰当一点。先说《局外人》。《局外人》是一个故事性比较强的作品，故事性可以说就是戏剧性，而戏剧性的存在是依赖于很多偶然因素的。我们看《局外人》中的情节设置，无论是主人公默尔索母亲去世，还是默尔索和女友玛丽的相遇，以及默尔索的杀人行为等，都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就是作品中一种“虚”的东西。那么加缪是如何将这些“虚”的东西平衡掉的呢？那就是采用了大量逼真的细节描写。我们看加缪在写默尔索的种种见闻和感受的时候，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密集而又烦琐。加缪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非常“实”的手法，消解了情节中出现的一个个偶然因素，让我们并不感到那些偶然因素的突兀和虚假。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局外人》中缺少了一些貌似“无用”的细节，它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感必然会大打折扣。我对《局外人》中的部分情节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玛丽到监狱里去探视默尔索的时候，文中有很多默尔索对于周边环境和人物的各种印象的描述，这样一些描述对于后面的情节发展是没有任何推动作用的，但它们的作用是增强了主人公默尔索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因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必然会有视觉、听觉以及其他感官能力的。所以在《局外人》中，加缪就是通过对于默尔索各种感官与感觉的密集描写，建立起了人物与情节的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消解了文中因各种戏剧化的情节所产生的“虚”的一面，从而达到了一种虚与实的平衡。 那么我们再来看《边城》。《边城》的情节是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从写作手法上来说，《边城》采用的是散文笔法。我们在《边城》里可以看到大量对于茶侗一带地理风貌、风俗人文等的描述，非常有真实感。这样的写法显然是一种很“实”的手法。那么《边城》中的“虚”又在哪里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散文笔法之外，沈从文也融入了一些诗的笔法，所以《边城》既有散文的散漫，也有诗歌的凝练和意蕴，甚至可以说，它是在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而意境是能给人以“虚”的感觉的。运用散文和诗的笔法，这也是一种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诗词和散文。所以《边城》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写作手法来说，都是非常传统的，是只可能诞生在中国这片土壤之上的。《边城》中的“虚”，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人物的塑造。在这一点上，《边城》的做法和《局外人》正好相反。《局外人》在不遗余力地求真，《边城》则在一厢情愿地虚构。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边城》中的人物都太假了，这成了他们不那么喜欢《边城》的一个理由。但我觉得正是因为《边城》中那些人物的假，让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高度。我们看《边城》中的人物，无论是他们各自的形象，还是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都是在现实社会里非常罕见的，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多么黑暗、混乱和艰难的时期，即使是在闭塞的边城茶侗，真正的现实里也不可能没有苦难和污秽。然而沈从文回避了这些，他让一群几乎是完美的人物来为边城代言，这就充分说明了《边城》不过是沈从文个人的一个梦幻，一种理想。这和陶渊明的梦幻和理想是一脉相承的。《桃花源记》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桃花源记》里有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把在现实里并不存在的一些美好的东西虚构和呈现出来，这也许就是小说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说反映和批判现实，比如说教育、娱乐和宣传等等，但这些功能，小说之外的文体也都可以做到。我想小说既然是一种虚构文体，那么它最强大也是最需要的一种功能，就是“无中生有”。虽然我一直在说小说中的虚实平衡，但我觉得小说中“虚”的重要性是远远大于“实”的——打一些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实”是大地，“虚”就是星空；“实”代表我们身在何方，“虚”则代表我们可以去向何方；“实”表明了我们是什么，“虚”则表明了我们可以或者应该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局外人》和《边城》这两部作品，《局外人》是“实”大于“虚”，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却也止于反映现实，《边城》则是“虚”大于“实”，它在现实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一个空中楼阁，既有如星空一样美丽，也告诉了我们可以去向哪里，以及我们可以或者应该怎样生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