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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的两派对立，实际主要是因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并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党”和传统派“旧党”，两派的斗争延续了30多年，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过程中，尽管变法派往往只占朝廷官员中的少数，但由于神宗是一位坚定的变法派，他基本上站在变法派的立场上，因此变法始终是向变法派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派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 2、王安石提出“三不足”的思想，坚持变法： (1)目的：驳斥保守派以“天变降罚”作舆论武器，破坏变法。 (2)内容：“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3)意义：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智慧能力和勇气。 在变法过程中，随着新法一项项颁布，造谣诬蔑直向王安石泼来，他坦然处之，说：“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人言固有不足恤(不足虑)”。保守派以“天变降罚”作舆论武器，破坏变法。1072年司天监灵台郎(管天文)亢瑛奏言：天久阴，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王安石则以“天变不足畏”加以反击。王安石指出，天意不是人可以知道的，人的行为，也不必去合乎什么天意。保守派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来恫吓王安石。王安石喊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守”的口号，王安石说：“仁宗在位四十年，曾有好几次修改过法令。如果说法不变，子子孙孙当世世守成，那么为何祖宗屡屡加以变动呢?” 王安石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高举“三不足”的理论武器，驳斥了反对派的谬论，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智慧能力和勇气。 【时事背景】温家宝谈“三不足”精神 2007年9月6日在大连召开的“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关于全球性的领导者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时，引经据典的提到了北宋改革家王安石非常著名的“三不足”论断。非常巧妙的讲出了做为领导者要有改革的精神。 “三不足”既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一种不断革新的精神。未来的中国，只要一如既往的沿着王安石所提倡的这种：不畏、不法、不恤的改革精神走下去，未来中国的巨变、一定会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和异常震惊的! 3、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的变化： 作为最高统治者，宋神宗态度的动摇不定，使变法的过程更加艰难和曲折。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支持王安石，变法顺利进行──态度动摇，1074年王安石辞职──1075年，恢复王安石职务，继续变法──和王安石意见不一，1076年王安石再次辞职，法令陆续废止，王安石退居江宁至死。 4、司马光当宰相，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去。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宋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新法成为各派系倾轧的工具。于是，变法运动完全失败。 【备课资料】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朝著名人物，他们原来是朋友，二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品德、学识、性格等，治国理念却截然相反，耐人寻味。 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司马光于1038年中进士，时年19岁;王安石于1042年中进士，时年21岁。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