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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武帝拓跋焘的统治政策： ①重用汉族儒生，完备国家机构：拓跋焘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治，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先后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这样，拓跋族的封建化在政治上逐步加深。 ②兴办太学，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拓跋焘倡导儒学，崇尚文教，兴办学校，整理经籍，修编国史。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拓跋部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后人司马光和胡三省都说：北魏自平凉后，儒风始振。尤值一提的是，随着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拓跋部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部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革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 ③劝课农桑，提倡节俭：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劝课农桑，崇尚节俭，按人口分配土地，使拓跋部由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 【注意】道武帝拓拔珪在位时拜崔宏为尚书，主持制定官制、法律等;而崔浩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崔宏与崔浩为父子关系：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更多有关“崔浩”的信息请点击： http://eblog.cersp.com/userlog28/203456/archives/2009/1135453.shtml) (二)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1、宗主督护制——制度建设的弊端： (1)性质：北魏前期地方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式。 西晋末年以后，北方长期战乱，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民族政权频繁更迭，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实际已不复存在，各地豪强地主聚族而居，纷纷以宗族乡党的形式，占据有利地势筑坞立堡，割据一方，武装自卫，从事生产，维持生存。这些豪强地主称为宗主，坞堡里的农民实际上是坞堡主控制的依附程度不等的农民(又称包荫户，宗主与包荫户之间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而佃客形同于农奴)，向坞堡主交纳地租，承担劳役和兵役。魏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时，拓跋鲜卑缺乏封建统治的经验，按照公社结构来认识这些宗族坞堡组织，为了取得各地宗主的支持，建立联合统治，承认宗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和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利用他们代替北魏政府督护地方。魏孝文帝元宏改革时，采纳给事中李沖建议，于太和十年(486)建立三长制，以取代宗主督护制。 (2)目的：宗主督护农民纳税服役 (3)内容：宗主(即豪强地主)隐瞒控制人口，逃避赋税、徭役;农民名义上依照财富多寡承担数额不等的赋税负担，实际上地方官吏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农民负担沉重。 北魏前期征税，由“县宰(令)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的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税送到不同地区。可是实际在征税时，并不按这个九品征收。一方面，这是由于世家大族已经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莫辨的情况，如《魏书•李冲传》曰：“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另一方面，也由于官吏们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地主所交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此外，北魏临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是很多的，主要也是加到劳动人民头上。所以，九品混通虽有其名，而流弊是严重的。 (4)影响： ①导致赋税制度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②引起两个矛盾的激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发; 阶级矛盾：宗主之下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是地主的私家人口，所受剥削和奴役极重。可见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对广大农民只有痛苦，没有好处，反而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发;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为不利。 民族矛盾：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念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辅国元老崔浩被杀，除因撰修北魏史书直笔实录得罪当朝统治者外，深层原因还有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民族矛盾的恶化尖锐，严重威胁着北魏统治的稳固。 2、各地人民起义：陕西 各地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445年陕西关中地区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各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盖吴曾领导了一次起义，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北魏关中统治摇摇欲坠。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几经周折才将起义镇压。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