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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公，太史文起公，姚孟长公。 作者简介：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末太仓(现在江苏太仓)人。张溥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之书都要亲手抄写，抄好朗读之后烧掉，再抄，一直要抄六七遍，因此他的书斋起名为“七录斋”。张溥生活的明朝末年，正是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激烈的时代，张溥同情东林党，富于正义感。崇祯二年(1629)，他继承东林党反对黑暗政治的优良传统，结交社会上有气节、有操守、有学识的士大夫，联合起来组成爱国社团“复社”，成为复社的领袖。他们激烈批评时政，与阉党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文学上，他主张“兴复古学”，强调“居今之世”，要“为今之言”，“务为有用”。他写过不少抨击时政的文章，内容充实，风格质朴，《五人墓碑记》是其中的代表。有《七录斋集》行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