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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由此揭开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序幕。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俭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朝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耻于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进行自我批判。很显然，这“清高”在社会舆论中已是贬词，与褒词早已绝缘。然而贬是贬，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检讨检讨容易过关，所以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做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谴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做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 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竟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葆有这一方净土。 可悲的是，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已难有容身之地。且不说那粗制滥造、泡沫泛起的学风，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就是那学术腐败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就是假文凭、假学历也屡见不鲜。这种“学术蝗祸”，打而不绝，浊浪滔滔，何处言清高﹖ 在这一团乌烟瘴气日益弥漫之际，一位老学者的清风劲节，仿佛一缕春风吹向学人的心田，使人耳目一新，清高归来兮 这是今年参加“史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得到的感受，不，这次会议的本意，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召开的祝贺何兆武教授８０寿辰的纪念会，只是因为何先生坚持谢绝，才改为理论的研讨。何先生自当是会议的上宾，殊不知，会议的当天，何先生突然“失踪”，引起与会者的惊叹。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临阵脱逃，但何先生一生埋头书案，不计功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是他一贯的作风；更何况要一个谦和、淳朴，视荣华如浮云的老书生，当众接受花环，听颂歌，也是太难为他了，对此我也甚为理解。他在史学界从来就有德艺双馨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是他最先系统地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翻译的史学名著其信、达、雅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有的译文成为经典性的名句，被广泛引用。作为高龄的著名学者，他笔耕不辍。近年来出版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等洋洋百万言著作，其渊博的中外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见解，无愧为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可他长期甘当人梯，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行内行外有学术问题相求的，他必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对年轻人更是爱护有加。像这样一个忠厚长者面对应得的荣誉，却坚辞不受，怎不使人动情。葛兆光教授说：“像他这样的学者，恐怕再也难找了。”的确，他惠予学术同仁的不仅是学问见地，更有当前最为宝贵的学德和学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