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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戏剧创作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或是“另一职业”的丁西林，较之专一从事戏剧工作的作家而言，他的文字工作显然更偏近于一种游戏。 其次，如果说面对外部冲突，会激起人两种选择：一是主体力量向外发展，强化批判精神；二是主体力量折回内心，发展为自我心理的调试与改造，则前者衍化为讽刺，后者衍化为幽默。作为处于个人主体与无生命的客观宇宙世界之间支点的科学家，丁西林更习惯于在自己内心寻找某种解决途径。《酒后》《瞎了一只眼》等“内省型”剧作，讨论了爱情、友情、女性心理，透出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深刻却并不沉重的思考，轻松却并不辛辣的调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胡适、欧阳予倩的有些作品不同，丁西林剧中产生冲突的往往并不是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思维方式不同、生活态度径庭的朋友、夫妻、母子等亲密的关系。如《酒后》主人公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妻，《一只马蜂》中产生分歧的是母子，《压迫》中不肯妥协的母女。在这样的人物关系中，既没有内心的深仇大恨，也不可能有外在的剧烈冲撞，只有心理活动与价值观念的磕磕碰碰从含蓄的语言与细微的动作中浮现，观众与读者不应该期望得到欣赏悲剧、闹剧时冰火相激、响鼓重锤似的痛快淋漓，所获的该是被马蜂蜇了一下的感觉──有点儿麻，有点儿痒。 再次，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想是丁西林超越的生活态度。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而非社会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他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 最后，从横向的世界时代背景来看，丁西林受英法“世态喜剧”的影响较深，“惯于从婚姻恋爱的审美视角，在世俗风情的描绘中蕴含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与改造国民性的艰难探索。”从纵向中国戏剧传统来看，中国自古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审美价值系统，强调抒情与煽情的“度”的把握。中国喜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也不同于西方将人物性格推向极端，在真实冲突中凸显喜剧色彩，而是常见正面的喜剧形象，有“透着恶的被否定的丑”与“透着美的被肯定的丑”两种序列。丁西林或是不经意地站在了古今中外的交点，灿烂之至归于平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