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标志”深化理解
认清“标志”深化理解
江苏 王生
在学习“戊戌变法”时，同学们容易误将“《定国是诏》的颁布”作为“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的标志”，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公车上书”。
对康、梁维新变法运动的界定不能仅局限于“百日维新”或1898年(戊戌年)，而是应从19世纪90年代初至“戊戌政变”(1898年9月21日)结束去理解，其间经历了变法运动的酝酿、开始、高潮、失败四个阶段，因变法诏书的颁布是在旧历戊戌年，所以历史上人们通称康、梁的这场变法运动为“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应该始于1895年春的“公车上书”，它使康、梁由变法的理论准备(宣传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发展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政治运动，从此揭开了爱国救亡运动的序幕，标志着维新运动的开始。而“《定国是诏》的颁布”仅是整个变法运动中的高潮事件(“百日维新”)开始的标志，是光绪帝开始推行新政、正式实施变法法令的标志。并且，戊戌变法的主体实际上是康、梁等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而不是光绪帝，他们只是借光绪帝的旗号来一定程度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其实早在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之前他们已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公车上书”，尽管这场运动未收到实效，也无任何结果，但这毕竟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其思想主张付诸政治运动的开始，表明了他们要求维新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正式到来，从此，维新派公开创办报刊和政治团体，使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定国是诏》的颁布是康、梁的维新主张开始得以正式实施的标志，是在维新运动浪潮推动下出现的关键、核心一幕而已，并非是一场独立的运动，“百日维新”也只是整个变法运动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全过程，我们不应将“百日维新”与整个变法运动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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