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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写小说就是给人下定义 阿乙 作家应该做的是，在感觉可以肆意发挥的地方，尽力做到克制不写 写乡村，会写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但我写的不像中国大部分的小说，不是社会学意义上，要反映什么社会问题的小说，而是正宗意义上的小说。 我写长句子，是为了架起一个门槛，使一些读者望而却步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 本报记者 傅小平 作家应该做的是，在感觉可以肆意发挥的地方，尽力做到克制不写 傅：你的最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名日常而有意味。主语的缺席，会让读者多一些猜想，隐藏在书名后面的“我”是何等人物。同时，语气的变换，也会使这个书名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理解为“我”在发号施令或是提出请求。实际上，读了小说之后，感觉你着力塑造的宏阳这个人物，确有其性格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联系着中国，尤其是中国乡村的特殊背景。 阿乙:我读过博尔赫斯的一本书，是一本访谈录。他在其中一篇里面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就叫《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本书信息量特别大。但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我没读到这部小说，看来他没有写过。我就用这个做书名。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宏阳那天喝酒喝得烂醉以后，跟人叮嘱过，让做一个人体闹钟，到了早上叫醒他。所以我虽然没在小说里写九点，但大体上也可以吻合。这样，宏阳叮嘱完后就去睡觉了。但等到要叫醒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喝酒喝“死”了。当然，他是假死。别人却当真以为他已经死了。 傅：读你的小说，能读到很多“埋藏”，而埋藏有时候表现为，你有意省略了一些经验。 阿乙:我不写是因为，我觉得文本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但我会把它埋藏进小说里。在小说里留了这么一个线索，它就随时有可能复活。 傅：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般省略并不可取，因为这样一来，你整体的叙述会显得不够完整。 阿乙:我得说，如果有哪个内容我没有写，一定不是我没完成它，也不是我没达到不去写。如果是没达到，我一定会去写，一定会把它拿下，就像余华说的正面强攻，也要把它给攻下来。当然这个过程，我会很焦虑。比如我的一个小说集《春天在哪里》，我就觉得没写好。因为后面部分小说松掉了，它本来还得有个上扬的过程，但我不想再写，就随它去了。当然，我不是说小说结尾没写好，相反我是告诫自己不要过度发挥。既然一个故事已经写好了，我觉得作家应该做的是，在感觉可以肆意发挥的地方，尽力做到克制不写。 傅：《早上九点叫醒我》有突破常规的地方。其中，飞眼与勾捏的故事，虽然跟小说整体有关系，却是游离的，把它舍弃或压缩，或者只是一笔带过，这小说也完全能成立。我感觉这像是你割舍不掉的素材，特意把它安插进去的。 阿乙:实际上，我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楔子，插进这个故事里的。因为在写这个小说的同时，我也一直想写勾捏这个故事。这是同时发生的两个事情，因为是同时发生，搞得我很是焦躁不安。还有，要没有勾捏这个故事，我就感觉这部小说还略显单薄，你把它放进去，篇幅上看就不长不短，正好。当然了，因为是安插的，它跟整个故事会有些疏离、有些隔阂。那读者不妨把它单独拿出来看，反正我的建议是，你没必要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看。 傅：怎么理解？要知道衡量一部长篇是否成功，是否达到某种完整性和完成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阿乙:我现在写东西，不重在写完整的故事。我要的是写出人物的性格，气质。说白了，就是给他的行为写一个定义，给这个人的全部下一个定义。 傅：下一个定义？一般来说，小说是描述一个人物。因为人物的性格一直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很难盖棺定论给下一个定义。 阿乙：我认为，写小说就是下定义，给人下定义。你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给四个人物下定义。老大德米特里狂放，老二伊凡奸诈，老三虔诚，第四个，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阴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定义了等量齐观的四个人。这里面至少三兄弟是并驾齐驱的、是平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们的篇幅差不多，小说文本也已经完全不是传统小说的样子了，里头有大段的经文，还有哲学讨论。但你读完整部小说，你不会计较这个。我这个小说里插入飞眼与勾捏的故事，让你看起来不那么契合，那只是我水平差。目前我没有能力给数个人物下定义。 傅：你把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给写出来了，想必这也是你这部小说着力最大的地方。当下一些小说有个通病，作家会写到人物在做些什么，但至于这些人物为什么如此行事，往往给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 阿乙：要对比看，我就觉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厉害，他写一个轰动全俄的真实发生的弑父案，但他实际上写的是人，人心，人性。我觉得就写法上看，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一定是受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启发。我现在想，只是觉得当时写得太笨了。我说笨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占有的物质细节比较少。过了些年，我占有的这些细节，至少多了一倍，比如说一些树木，以前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我现在知道了。 傅：你说的物质细节，要不是关键性的，有些作家或许会略过不写。毕竟如果不是专业的读者，也不见得会在这些方面过于追究。 阿乙：我觉得不能跳过去，我就因为涉及到这些细节，又要硬扛过去，所以病了。不都是要的准确嘛。你看乡下有那么一种东西，婚丧嫁娶都会用到。这个器具里面，会放鸡鸭肉之类的东西，等到什么时候过节了，就像抬轿子一样抬过去。就这么个东西，我在电话里问了很多人叫什么，很多人都说不知道，但一到了现场，他们就说得出来了。这不就是抬盒嘛。为这个，我都查了几天。说起来东西很简单吧，我开始叫的礼箱，盛放礼物的箱子，我总觉得哪里不妥，自己生造的就是不太行，问了知道是抬盒，我知道就妥了。 傅：我倒是觉得你不只是在求证物质细节，你同时在追寻一种失落已久的仪式。你的小说，尤其是《早上九点叫醒我》有很强的仪式感。 阿乙：实际上，不是我写得郑重其事，而是在乡村里面，葬礼的过程就是这么漫长。因为这种漫长，我就想写得尽可能仔细，哪怕连一个小人物的表情，都努力去表现一下。另一方面，我要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我也需要写得仔细。因为，就我听到的这个故事，要把它写出来也就上百个字。当时春节回老家，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很感兴趣，想写个短篇。但短篇写到三分之二，就被我推翻了。况且，我在写的过程中，小说自然而然生长出一些东西。这样，我就想写一个中篇，我把提纲都写好了，但在写的过程中，又感觉长度不够发挥。这时，我就立志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长篇。我给自己规定的一个任务，是不要去努力展现故事，只要把人定义出来就可以了。其他就根据小说的需要去尝试。我焦虑，是因为我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 傅：我觉得这个长篇，面上的故事时间不长，也就短短几天。说到故事的纵深，实际上跨度也不大。那这个长篇的长，在于你把小说充分情境化了。看到有些地方，我觉得你把时间转换成了空间，时间停止了，空间感却由此异常充溢。你的一些小说写到乡村，写到某个行当里最后的人，是不是说你也在表达一种挽歌的美学？ 阿乙：写乡村，会写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但我写的不像中国大部分的小说，不是社会学意义上，要反映什么社会问题的小说，而是正宗意义上的小说。 我写长句子，是为了架起一个门槛，使一些读者望而却步 傅：某种意义上，我把这部长篇看成是你向福克纳的致敬之作。比如宏阳这个人物，我会想到《押沙龙，押沙龙》里的萨德本。小说里的某些仪式，尤其是送葬的过程，我会想到《我弥留之际》。而说到风格上的相似，则在于为中国小说写作里极为少见的那些如藤蔓一般遮天蔽地的长句。 阿乙：我写长句子，是为了架起一个门槛，使一些读者望而却步。我跟一些读者对着干，想让他们看了开头就不要再读下去了。但他们不上进，我要上进。所以，我写长句子来做实验。我就是要不走传统路线，不写得有规有矩。当然你读到后面，就会看到长句子少了。《喧哗与骚动》也是这样，第一章傻子班吉部分，一开始就长句子，就没有标点，就让很多人不读了，但你注意到没有，过了几页以后，长句子就很少了，再后来读到读者能接受了，长句子又差不多没有了。即使是有，也就偶尔来那么一两下。 傅：这个态度比那种迎合读者的写作，显得诚实、有良心。 阿乙：《喧哗与骚动》能获得这么长久的名声，当然跟体例有关，跟结构有关。大家看重的就是这种结构和叙事方式，这体现了作者超常的写作能力。要是把这个故事平平常常写下来，会有那么久的生命力吗？精彩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有，大部分都情节重复。就福克纳的这部小说，你完全可以把它改写一个卡佛式的故事，写月光下，一个黑人女佣追忆一个家族的故事，可以写得很简单。但这么写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我不喜欢卡佛。 傅：所以，你要往复杂里写。我想卡佛式的短句，未必适合写复杂的小说。而长句子，却能把作家丰富、细腻的感受力充分挖掘出来。当然写长句子，要写出那种内在的韵律感，写出那种繁复却并不重复的感觉，并不容易。 阿乙：短句子开发不了细节，写什么都像是走马观花。长句子不一样，它可以把事物细微的部分发掘出来。你写到一些细处，甚至让你感觉能看见人的毛孔。所以写长句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把你的能力充分开发了。 傅：你平时是否就有这方面的观察和感受，还是更多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的？ 阿乙：平时没什么特别的观察，我看到的跟人家不见得有什么不同。在写作过程中，却会不断有发现。我会“看见”水流的颜色和状态，把这些都写下来。 傅：你近年的写作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的深刻影响。你之前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加缪《局外人》的中国版。你会非常诚实地说到自己受了这些影响。 阿乙：我跟一些作家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喜欢强调原创。但我觉得你不吸收，不传承，哪来什么原创？你以为你自己能有多大能耐？你就是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他的《错误的戏剧》，也是借鉴了别人的戏剧，是对古希腊孪生兄弟阴差阳错的喜剧故事的重造。而那些个人的、原创的东西其实都包含在你的文字里。 傅：在你看来，写作，即使是天才的写作，也必得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阿乙：一个人即使读到博士，他的知识量也有限，他对事物，对写作的认识，也很浅显。也就是说，你要有所成就，必须要经过训练。你不狂读书，哪知道什么东西写得好。就一句你自己去感受，你真能觉得自己能感受到什么？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嘛，有本事就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人看看。 诚实的写作就是永远不去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傅：在我感觉里，你是国内比较少见的，试图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核心理念，同时赋予独特的理解的作家。比如你写到了无聊，《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可以说是一个论证由“杀”无聊而杀人的故事，收入小说集《灰故事》里的《先知》，你又提出了“杀时间”的概念。 阿乙：我写东西的时候，就是不讲什么章法。我也没经过什么哲学训练，但我喜欢一些哲学思辨的东西。我觉得思辨的过程，你会有一种幸福感，不管你最后会不会思考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也不管你的想法是否会得到回报，思辨本身就让你感到幸福。我注意到有一些作家，也会有思想的火花，他们提不出一套什么哲学，但表现得像一个哲学家。王朔写了《我的千岁寒》，通篇都谈自己的心得，会把很多读者看得云里雾里。阿城也是。我记得马原还曾想一个问题。他想论证，楼房这么高，那些小虫子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一想就想玄乎了。他们的这些想法，你说像那么回事也罢，纯粹是瞎扯也罢，在真正的哲学那里是不堪一击的，但你不能说这些想法一文不值。我觉得，你蔑视什么都行，但蔑视别人的思考成果不行，蔑视别人的幸福不行。因为精神生活看似没什么价值，但对于一个乐于思考的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傅：你的很多小说都会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破案的框架。一些同行或许会羡慕你有当警察这样的经历。你把自己的经验最大化，才有了你迄今丰富的、独特的写作。 阿乙：事实上，我觉得自己的经历没什么。我觉得我们的经历很欠缺。我们欠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经历。他被押赴刑场，在等待枪决的时候被特赦。他此后的写作，都是因这样的经历而做的滚动式创造。 傅：你是不是觉得，和你同时代的“七零后”写作者，出不了像你之前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伟大作家，是因为这代人没有伟大的经历，都比较平庸？ 阿乙：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里，不太可能出现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级作家。但我们还是有将帅级别的作家。我也不认为，我们现在写的小说不如前辈，其实恰恰是超过了前辈。说句实在话，一些前辈作家，有现在的荣誉，只是因为那时没有网络。网络把很多东西都民主化了，都一齐拉平了。所以，我正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退出互联网的生活。 傅：你生活在网络时代，能彻底退得出来吗？ 阿乙：我就把网络当工具，不去参与这样那样的事，只是使用它的方便性。最近一两年，我用手机查资料，查生词挺多，还有现在卫星极其发达，我都能查到乡村的地图，对村庄与村庄的距离长远，有一个准确的概念，按电子地图来写作。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傅：不能说你在写作中记录了这个时代，但你追索时代生存本相的努力，让我心生敬意。 阿乙：这个小说写了两三年时间，把身体写到不行，写完了就解放了，现在还处在解放状态。要那时不写长篇，以后也没有能力写了。感觉人物角色运营、勾画好难。前些年，北京天气也比较郁闷，我又一直没注意身体。今年，我还查出来肾癌早期，前段时间做了手术，把一部分肾给拿掉了。生病以后体力差了，我现在很多时间都在睡觉，每天都睡得不行，感觉要睡死掉。 傅：你的写作可谓严谨，但你却说自己写作是在玩。 阿乙：我就是玩心很大，玩得比别人多。写作就跟下象棋一样，要玩很多花招。我始终在玩。玩得魂不守舍。 傅：你说的玩，跟你诚实的写作可有矛盾？在我感觉里，你是这个时代里并不多见的，在写作上如苦行僧一样孜孜以求的作家，你的写作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诚实。在你看来，怎样的写作，才算得上是真正诚实的写作？ 阿乙：永远不去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我特别讨厌虚伪，写一大堆陈辞滥调。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前面写得好，但结尾写到两个人在那条河里永远漂流下去，就太假了，就把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降格为一个俗套的故事了。我最讨厌抒情的作品。一抒情就变得空洞，虚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