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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 【人物介绍1】王韬 王韬(1828—1897)，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报人、文学家。初名利宾，字兰卿，入县学后改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潜，一字子潜、紫诠，自号天南遁叟，晚年称弢园老民等。1847年，王韬迫于生计接受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任编辑，由此改变了王韬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观念。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当年10月逃至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王韬翻译《尚书》《诗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还游历了英、法等国，使他大开眼界，深感中国的落后与差距。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亲自撰写文章，评论时政，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率先喊出“振兴中国”、“变法自强”的口号。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洋务》(上、下)、《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方案。王韬强调要在变法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仁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科举取士和教育制度。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1893年，经陆皓东介绍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识，对孙中山的变法主张大加赞赏，并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润色。1897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变法自强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岁。 【人物介绍2】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 中国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盦。1838年4月12日出生在无锡宾雁里一个书香门第。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甲子科乡试时，薛福成参加，但并未作答，而是致书曾国藩(乡试后打扫乡试房间，才发现薛福成写了一封信“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曾召见薛时，薛是位“美男子”)，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1875年(光绪元年)，应诏上改革内政外交万言书。旋被李鸿章延为重要幕僚，协理外交事务达10年之久，曾为李起草不少有关洋务的奏稿、书牍。1879年，上书反对清政府授予英人赫德总司南北洋海防大权，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不能得逞。同年，撰《筹洋刍议》，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关税自主，抵制外国商品倾销，扩大丝茶出口，以改变外贸入超。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击退法舰进犯。1889年，受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曾与英国谈判订滇缅界务、商务，争回部分主权。出使期间，更进一步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机器工业，实行商办，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政治上赞赏英国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1894年返国。5月28日到达上海。因一路辛苦劳累，又染上流行疫病，与6月19日深夜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人物介绍3】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92年后，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893年，一部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著作《盛世危言》终于出炉。《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人)，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他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又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作为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郑观应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力主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举，提倡西学，广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郑观应务实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还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3、思想主张： (1)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商战”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 (2)政治上，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从政治上保障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 王韬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类型，他认为君民共主最优越。郑观应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4、影响：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起承上启下作用。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它不仅比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与洋务派划清了界线，同时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