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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阶级矛盾的激化： (1)土地大量兼并：宋代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剥夺了功臣宿将的兵权，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2)人民的负担沉重：人民的负担有三，即繁重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主户分成五等，乡村上三等户为“上户”，是各类地主。四、五等户称为“下户”，有少量的土地;客户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五等户和客户都要租种土地。地租根据具体的情况或对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没有耕牛的佃户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土地赋税实行的是两税，夏秋两季交纳。从名义上说，客户不交纳两税。但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上户采取各种手段把赋税转嫁到下户的身上。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3)各地农民起义不断：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起义的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同年12月，王小波牺牲后其妻弟李顺为帅，主力军于淳化五年正月攻下成都。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远。推行一系列的打击恶霸豪绅的措施，起义军得到百姓的响应和支持。后来政府军残酷镇压了起义军。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注意;一般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王朝的末期，而王小波、李顺起义则发生在北宋中期，可见社会矛盾的激化。 2、民族矛盾的激化：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征辽，企图收回幽云十六州，可是都失败了。1040～1042年(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3、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官。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有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政要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支持他。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朋党之争实质是当时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二)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积弱局面的形成： (1)集中军权： 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因此，首先收夺军权。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许将领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的办法，示意将领们释去军权，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次日，曾经帮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此为“杯酒释兵权”。之后，又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把禁军的领兵机构析而为三，以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合称“三衙”。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统属，形成鼎立。三衙的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以资历浅、名位低、易于驾驭的人任其职。宋初制军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训练、供给等事宜。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使二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北宋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调动到他地移屯就粮。军队驻守地时常更换，而统兵将领由中央任命，也不固定。如遇征战，多由皇帝临时命将。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这虽然可防止兵与将领结合以反抗中央，但却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训练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