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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商业和交通] 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是从海外输入的。 [南朝商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的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北魏商业的发展]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 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北方贵族多喜欢“南货”，官府于南境立互市与南朝贸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许多官僚、贵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 西域、中亚、朝鲜、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进行贸易。但总的来说，北方商业不及南朝活跃，较长时间是以绢布谷物作为交换媒介。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但不少地区仍是“钱略不入市”。 [唐朝前期的商业]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108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察，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15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220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为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做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唐朝后期的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另外，唐代已经有了飞钱。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北宋的商业]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