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幼学纪事》原文 一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她们都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 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画成图像，她们自然也就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除，“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算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就找到了我，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在老郝叔的炕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的呢!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的好文章，我现在竟一句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二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教给了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文化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道稍微繁难的算术题，我憋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的老师的。我后来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校内外的许多良师益友。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声音不洪亮，也无手势，读得很慢，却很动人。长大以后，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它给我的印象，却始终留在脑海里。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 还有一位美术老师，是卫天霖先生。他是一位大画家，可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6B”的，还要带上橡皮。后是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用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敢再回家去说了。记不清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改学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我是拥护的。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开始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槐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的画画满了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是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了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的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了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三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殁，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我们些钱，贴补吃喝;有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他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的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这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