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