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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驳了封建史学家和近代历史教科书编纂者们对历史的歪曲和涂饰，一针见血地揭出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阶级对立的历史真相。他满怀悲愤地分析了中国老百姓的艰危处境：“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当强盗来时，认为他们是官府的顺民，当然该被杀掠，而官兵一到，又以“从逆”“附匪”的罪名来杀良邀功，可见顺民的处境是何等的两难与悲惨!缺乏反抗性的人们希望有主子拿他们做百姓，甚至当牛马，只要能让他们“自己寻草吃”，这就是企盼出现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但在五胡乱华、天下分崩离析和农民大起义的时代，广大劳动者确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可能得到。因为采取流寇主义流动作战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和根据地，而割据四方的诸侯藩镇更是横征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这时，老百姓迫切盼望“真命天子”的出现，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来执行或新颁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因此，所谓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让奴隶或百姓能够喘息苏生，勉强维持生存的时代。 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哪一时代?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三种时代。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说明他们都不满现状，向往恢复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军阀混战，富翁入租界，妇女进教堂，托庇于洋人的保护之下，则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顺民和奴隶了。神往于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说明当时又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许多人又在寻求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