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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夏，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对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认为是国民党政权与红色政权的决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放弃以往毛泽东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以阵地战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主动出击敌人防守坚固的阵地。进攻硝石、资溪桥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把守，短促突击。企图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广昌一仗红军伤亡五千多人。结果，红军奋斗一年，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央机关和红军八万多人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左倾”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所以，为了表示贬义，特在左字上添加了引号，即“左”倾，以区别于真正的左倾。 “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长征精神 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阅读拓展 ◆南昌起义为何打出国民党旗帜? 八十年前的南昌起义参战人数究竟有多少?起义为何打出国民党的旗帜?起义的结局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于这些问题，坊间至今众说纷纭。带着疑问，记者近日走访了著名军史专家陈宇、南昌起义历史调查组组长徐巍。 起义参战人数知多少? 陈宇告诉记者，关于参战人数，各界历来有争论，有说两万余人的，也有说三万余人的。较有代表的是说两万零五百人，其主要根据是刘伯承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上所作的关于南昌起义的报告。 近年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刘伯承在报告中所列的人数有一部分并没有参加起义，参加起义人数为叶挺部五千五百人，周士弟部三千人，贺龙部六千五百人，朱德部五百人，其他八十人，共约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余人。不过，徐巍并不认可这个观点，根据他当年的调查，认为少算了蔡廷锴部的五千人。 对起义人数问题，徐巍等人还曾当面请教过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回答了徐巍的疑问：“起义军实际人数不到三万，是号称三万”。 起义为何打出国民党旗帜? 对于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的旗帜，各界也有不同的评论。肯定者认为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为了发动民众，争取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作为起义领袖，发动回粤运动，团结起义部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和争取国民党的真正左派。否定者认为，这是一大失误，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使民众在认识上引起误会。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旗帜已遭到其右翼的任意践踏，成为反动派残杀革命人民的工具。 对此，陈宇、徐巍分析认为，打出国民党旗帜的做法适应了过渡性的历史特点，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战略和全局上看，这面旗帜的确没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但从策略和局部上考虑，却能起到暂时的缓冲作用，争取某些有利条件，化被动为主动。 起义究竟胜利还是失败? 传统观点认为，南昌起义由于缺乏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孤军南下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次北伐，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错误，最后遭敌围攻而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