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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无处不在，导致文化形态多种多样，不像过去那样都是引领性的、严肃认真的。出现了一些不触犯基本的法律法规，境界并不十分高、未必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作品，就是供大家一笑或者消遣一下空余的时间。我吃完晚饭，也会看一些肥皂剧，轻松一下。现在有一些人以回忆过去为乐，把当下的文化生活贬得特别得糟糕，认为现在的文化都堕落了。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编辑：同意您的基本判断，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的趋利本性，再加上“非恶不足以吸引观众”的偏见，一些文化产业人热衷“打擦边球”;而文化管理和行政手段是因应式的，也就是只能确保不触犯底线。如果文化生产者能自觉地在大众文化中寄寓真善美的价值该多好。 王蒙：你说得很对，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只能管底线，无法主动地规范作品都有很高的境界。而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又决定了文化企业、文化市场往往更加注重数量。我们有文化管理调控的一块，也有群众不断增长的自然需求。可是，咱们缺一手，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文化精英在文化产业、事业，文化的生产消费当中所起的一种平衡、引导和遏制的作用。 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都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什么力量呢?就是平衡这个市场。他们不反对市场，也不咒骂市场，因为用不着咒骂。 不咒骂，但是有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尺度。不能光大骂，骂完以后，又没有一个能够平衡它的明确而具体的文化导向，或者你并没有平衡文化的实力。 编辑：文化的诚信，为大多有识之士认同。对资本的制衡，需要有公信力的评奖，也需要有公信力的各领域专家。 王蒙：时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一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名人，河南说他出生在河南，安徽说他出生在安徽，湖北说他出生在湖北。这种情况下，各地请专家来论证，这些专家说的话很可能一点准头都没有。为什么呢?一个县委书记出手就“摆平”了：请专家吃饭，又请专家带着家属住星级宾馆，临走的时候还送一大堆土特产，弄不好还有一个红包。这个专家马上就认定是这儿了。怎么可能不是这儿呢?这种“瘪三”样的专家，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没有的。世界上那些真正的专家都有股子牛劲。别的事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一说到专业领域，你绝对没我知道的多，你要胡说八道我绝对不承认。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有这么一批真正的专家，说的话群众信，领导也信，文化就强大了。 编辑：在我们的大众文化生产和国际文化传播过程中，迫切需要有公信力的专家来甄别和总结：我们文化传统中哪些需要今天的中国人继承发扬，外国文化中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文化就会涣散失神，大众文化和国际传播中就会出现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 王蒙：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咱们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种“价值失语”的状态。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个地方突然弄了一批小学生穿上所谓的汉服，我看着像大清国的服装，在那儿念《三字经》和《弟子规》。五四运动90多年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最后回到清朝去了，这太恶心了。《三字经》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讲要学习，要孝敬父母，这都是对的。但是，它第一不承认儿童游戏的权利，“戏无益”就是游戏一点好处没有，这违背儿童的天性，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它没有任何维权的意识，只有孩子服从父母。 《二十四孝》里面“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典故，鲁迅曾经深刻地批评过。“五四”时期不论左派、右派，都否定那些东西，可是现在反倒成了大“香饽饽”了，这种现象也不太正常吧。 弘扬传统文化我是非常赞成的。中国人如果完全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想在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却只知大骂传统文化，这等于“自绝于人民”，但对传统应当有所取舍，有所引导，有个说法。 同时，我们也要有宽阔的胸怀包容各种有益的文化。有的专家为了表示自己伟大，就痛骂、痛斥那些流行文化。其实用不着痛斥，文化有不同的层次。(节选自《人民日报》，2011年6月7日，有删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