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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银币绝不是太平天国的“创新之举” 挚 宾 郭毅生先生著的《太平天国经济史》第十章“商业政策与货币”第四节“太平天国的货币”中说：“太平天国铸造的货币，主要有银币、大花钱、通用钱三种……银币见于太平天国的对外文书，海外亦有收藏者。1861年《酧天义李明成致英国翻译官福书》说：‘兹将我国圣钱如托付呈银钱贰拾元、青钱拾元、祈麾下哂纳’，便足以证明。1862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的太平军叛乱》一书中也记载：‘天朝铸有银币，其大小及价值颇称便利。普通银币的大小相当于一枚铜钱，其上铸有文字，与英币先令之大小略同。大银币的价值相当于一英镑金币。’中国在以前未有银币铸造，太平天国开其端，而且铸有大小两种，这在货币史上是创新之举。” 郭毅生先生对太平天国铸造银币的叙述是准确的，但对太平天国铸造银币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的意思是，金银的自然属性适合于担任货币的职能。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难道中国铸造银币果真是晚到19世纪中叶，由“太平天国开其端”的吗？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否定了郭毅生先生的说法。 中国古代曾用海产贝壳作为货币。这种观点目前已经得到钱币界的公认。《史记·平准书》说：“虞夏之币……或龟贝。”这是说，虞夏之时，已用海龟海贝当作货币。但这种说法，还没有得到有力的考古材料证明。郑州白家庄商代前期的一座中等奴隶主墓出土了有穿孔的海贝602枚，这说明，早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已用海贝作为货币了。天然海贝在殷商时期得到广泛使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海贝达到6880枚。 随着贸易的发展，天然海贝愈发显得不够用，于是出现了人工仿制贝。山西保德林遮峪村一座商代晚期墓出土铜贝109枚。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出土铜贝530多枚。山东沂水刘家店春秋时期莒国大墓出土金贝65枚。1974至1978，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王墓出土银贝5枚。《史记·平准书》记载：“古者皮币，诸候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集解》裴骃按《汉书音义》曰：“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考古资料证明《史记》所载不谬。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又出土18枚东周时期的银布币。如果不算出土的银贝，这18枚银布币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银币实物，当是无可争议的。我国铸造银币的历史至迟要从东周算起。 东周以后，“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汉书·食货志》）汉承秦制，起初也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白银不为币；至汉武帝时始铸龟形银币。西汉末年，王莽改革币制，曾铸银币，但其形制，史书失载。江苏六朝墓出土两枚银五铢，可能是东汉制作的。《北齐书·王昕传》记载：北魏高祖孝文帝之子汝南王悦，散银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昕独不拾。”这说明南北朝时期也铸造过银币。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质“开元通宝”钱421枚。银钱径2.5厘米，厚0.15厘米，重6克，钱文书法、形制与唐初“开元通宝”相侔。宋代大量铸造银币。宋代银币在制作特点上跟唐代有区别。唐代的银“开元通宝”钱与铜“开元通宝”钱，形制、大小、文字都一样，而宋代银钱一般比铜钱小，文字也不同。例如：“大观通宝”银币钱文有两种，一为篆书，一为隶书，成对钱，而“大观通宝”铜币钱文为瘦金书。1983年，甘肃清水太平乡收集到银质“政和通宝”一枚，形制与折五钱相似，直径3.1厘米，穿0.6厘米，厚0.15厘米，重8.5克；钱文隶书。元朝有“大朝通宝”银币，正面一般铸有生肖或骑马持刀人像，“大朝通宝”书体仿北宋大观钱。该币每枚重2.7至3.0克，版式较多。这是蒙古改国号大元以前所铸。元成宗铁穆尔元贞年间（1295－1297年）曾铸“元贞通宝”小银币。明朝铸有“永乐通宝”“万历通宝”“天启通宝”等银币。明朝崇祯年间，我国西藏地区曾使用廓尔喀（今尼泊尔）银币。这种银币成色高，受我藏族人民喜爱。廓尔喀商人便“招价居奇”，致使西藏白银外流。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拉萨设立宝藏局铸银币。乾隆帝考虑到西藏不产铜，如从云南采购，运输艰难，固特许宝藏局铸银币。不久，福康安将军呈进钱模，正面铸“乾隆通宝”四字，背面铸“宝藏”二字，俱用藏文。乾隆帝阅后认为不合“同文规制”。次年，宝藏局遵照清廷户部颁布钱式，铸成三种银币：大样重一钱五分，中样重一钱，小样重五分，正面铸汉字“乾隆宝藏”四字，背面铸藏文“唐古忒乾隆宝藏”，边郭注明年份。“乾隆宝藏”银币成色好，中外商民“悉皆称便”。 以上史实，雄辩地证明，中国铸造银币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铸造银币绝不是太平天国的“创新”之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