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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客观原因 湖南省常德市三中 曹中原 红军长征是继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到农村第一次战略大转移后，又一次战略大转移，顺应了当时国内变化了的形势，合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不能把红军长征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实际上，红军长征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共产党内主观方面的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红军长征是国内外多种因素交错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敌强我弱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固然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着眼点转向国民党方面，就不难发现蒋介石30年代的各项措施加强了自身力量，为“剿共”作好了充分准备。 蒋介石四次“围剿”均被红军击退，大片国统区变成苏区，引起国民党阵营的恐慌，使蒋介石认识到，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无法消灭红军的，必须配合反共宣传，进行全方位“围剿”。基于这种认识，蒋介石接受幕僚杨永泰的“总体战”建议，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围剿”相配合，这就是蒋介石的“新军事战略”。 政治上，1930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军阀的混战，把精力转向“剿共”。九一八事变后，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向日本妥协，以实现“剿共”计划。1933年6月8日至12日，他召开五省“剿匪”会议，进行战略动员，并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为剿共培养军事骨干。在地方强化保甲制度，扩充、训练民团。又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企图用“攻心”的办法来控制人民，隔绝人民与共产党的联系，以配合对红军的军事“围剿”。 军事上，在五省“剿匪”会议上，蒋介石采纳了柳维垣的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任命柳维垣为少将课长，专门负责设计指导碉堡事宜。这样，“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共同组成了蒋介石的“新军事战略”。1934年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由德国人、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赛克特，制定了名为“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以瑞金为最终目标，计划在瑞金四周架起30道铁丝网、30道火力封锁线，形成半径150公里的大包围圈，届时从四面向瑞金推进。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10轮卡车，快速运送部队予以拦截。 经济上，从1932年起，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发展企业、吸收外资等方式，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还通过发行公债、纸币等方式，聚敛财富，使蒋介石的经济实力大增。 外交上，向列强求援。1932年派孔祥熙出国，从意大利购买了大批轰炸机，从德国购买了大批武器。还积极争取美、日等国的经济援助，并聘请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来华协助“剿共”。 二、列强对蒋介石的援助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列强纷纷投资中国市场，给予蒋介石以经济援助。1933年美国向蒋介石贷款5000万美元。日本也向蒋介石贷款2亿元。1933年，与蒋介石“称兄道弟”的希特勒上台后，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希特勒急需中国的钨、锑等战略物资用于制造军火和飞机，与蒋介石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议，德国用大批军火换取中国的钨、锑等战略原料。派遣庞大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美、德、意等国帮助国民政府开矿办厂，为蒋介石“剿共”奠定了经济基础。 列强的经济、军事援助，使蒋介石实力大增。周恩来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蒋介石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55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实力最强大的时期”。 三、共产国际的指导失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无法及时洞察中国的风云变幻，仍然比照俄国革命的经验，这就难免出现指导上的偏差。比如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共产国际虽然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目标是反帝反封建，但是对中国革命的定性却十分模糊，在文件中常用“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农民革命”等概念加以论述，未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判断不准，结果在革命的领导权、工农联盟、土地革命路线、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前途等问题上都出现指导失误，最终导致中国革命接连受挫、军队停止发展（根据地人口锐减，兵员得不到补充）、共产党人受到孤立、根据地不断缩小（由原来35个县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等几个县），红军没有回旋的余地，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