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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朱熹和他的名言“存天理、灭人欲” 秦皇岛市实验中学 王东升 一、贞节烈女何其多？ 《明史·列女传》中记载的妇女，其中有守节养亲37人，未婚守节9人，扮男装守贞从军、经商2人，殉夫44人，未婚殉夫11人，守节拒强逼嫁卖自尽11人，拒强娶自尽1人，被夫弃而为尼自尽1人，被籍没自尽2人，与姑、夫失散而自尽1人，名声被污自尽1人，失火不出而死2人，水灾因间男子裸体甘愿溺死3人，兵乱将至自尽175人，据辱自尽12人，拒掳辱抗贼被害38人，国破从夫尽节9人。 她们就是人们常说的贞节烈女。直到死都独身守寡、牺牲青春年华的女子。 这些贞洁烈女，《后汉书》中记载7人、《晋书》中有15人、《魏书》和《南史》中10人、《隋书》中7人、新旧《唐书》中有20人，到了《宋史》中还不是很多，记载增至37人。 但《元史》猛增至174人，《明史》更增至300余人，《清史稿》则更增至500余人！ 而且元以后更有大量未婚女子为素昧平生的聘夫守节者（《清史稿》中多达22人）！ 《明史》中记载，尤氏夫死后恶少说她美目流盼，便使用石灰揉瞎眼睛，自缢未死，又撞石而死！ 《清史稿》中更记载一女子因为睡觉时帘子开了，疑心被人偷看，于是自杀而死！ 为什么宋代以后守节女子空前增多？为什么宋代以后更多女性在贞节面前动辄轻生，命如草芥？ 也许与北宋时期发生的下面这段简短的对话不无关系： 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即某人又问：有的妇女丈夫死后生活贫穷无依无靠，能否再嫁人？）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也许正是这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造就了后世千百万妇女的不该发生的悲剧。 说出此语者是当时的大思想家程颐（上面对话出自《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与其兄程颢创立了儒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学派──理学。而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朱熹又把理学发展的极致，为其成为官方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程颐的那句名言又被朱熹的如下主张所包容：存天理，灭人欲。那么朱熹何人？天理为何？人欲何解？ 二、朱熹何人？  朱熹公元1130年即南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于尤溪（今福建境内）。相传其父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其说未必可信，但后人因朱熹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贡献，确实把他比作孔子再生，尊称朱子。观其一生所为，朱熹可谓忧国爱民的政治家、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诗词精巧的文学家、别开生面的思想家和知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学术大师。 忧国爱民的政治家： 朱熹出生前后的中国，威武彪悍的金兵大举南下，不仅夺去宋朝黄河流域大片土地，制造了徽钦二帝被掳的“靖康之耻”，而且屡屡渡江南侵，逼得高宗甚至逃窜海上，剩余的南方半壁江也不时岌岌可危。当时许多有骨气的汉族军官和诗人年年不忘北上收复中原，痛雪国耻。岳飞、韩世忠、辛弃疾、陆游都是这时期满腔爱国的男儿典范。 朱熹也是当时抗金派的代表。例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他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孝宗继立后，起用了抗战派张浚，朱熹这时上奏，提了三项建议：讲求格物致知之学；罢黜和议；任用贤能。这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而且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爱民方面，1787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旧时代私塾，教育儿童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基本礼仪、读书写字的基本习惯多遵照《朱熹》编写的《童蒙须知》。该文质朴平实，简明细致，操作性极强，使能儒家礼节从小贯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今天儿童的启蒙教育仍极具重要应用价值。 宋代学者们创办书院、聚徒讲学的民办教育兴盛，促使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朱熹则是其中身体力行，成就最大者。他在庐山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此“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如此，朱熹还在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任职湖南时修复岳麓书院。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都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书院之一）。 并且朱熹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从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诗词精巧的文学家：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头春水生， 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观书有感二首） 多少人曾经对上述诗篇倒背如流？多少人曾经送读完上述诗篇后心扉顿开、胸怀敞亮、勤奋学习、立志革新。朱熹的诗“寓物说理而不腐” （陈衍评），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明白如话，浑然天成。写诗达到此种境界，与他博学慎思、感悟天地、透彻人生的治学修为密不可分。那么他的学问有何独步天下的见解？请看： 三、天理为何？ 理的源头：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和早期代表孟子都没有穷究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不是由“世界观”到处“方法论”。他们的学说基本是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开出对应的处方，而不去深究病理方面的深层理论问题。倒是道家的创始人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探究世界本源的哲学家，并且把哲学思想与行为准则有机联系在一起，已指导人们尤其统治者的人生修养和政治举措。那么老子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呢？其名著《道德经》开篇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现代学者周生春先生对此的解译是：“无名（无形）”是天地的始端，“有名（有形）”是万物的根源。“无名”和“有名”都来源于“道”，构成“道”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和境界。由此可知老子把“道”看作天地万物的本质和本原，以取代此前商周时代人们普遍信仰的上帝和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的更为明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生春先生的释义：“道”产生“一”即统一的元气，“一”产生“二”即天地，“二”产生“三”即阴气、阳气和阴阳混合之气，然后由这三种气产生世间万物。故道是万物的本原）。 与老子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思想家庄子更是提出：“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即“我”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我的主观产物。 第三种分庭抗礼的观点在东汉初年由王充产生了，他认为万物由作为客观物质的“元气”构成。由此在对世界本源问题的探索上，产生了延续整个古代社会的三大流派，即“道”论、“我”（或后世进而为“心”）论和“气”论。“气”论为唐代柳宗元、清代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者所继承，“我”（或“心”）论为宋代陆九渊、明代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流派所发扬。而老子的“道”论却被宋代一批儒家学者吸纳，并转化为“理”，进而使儒学化成了理学。 宇宙本原：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的同龄人都曾经对《陋室铭》这篇中学时代曾经在语文课上背诵的滚瓜烂熟的脍炙人口的短文留下深深的记忆。作者周敦颐是宋代最早吸收佛道关于宇宙本原的哲学与儒家礼教有机结合的思想家。他在其名著《太极图说》中提出无形无相、寂然不动的“无极”是宇宙的本原；“无极”派生“太极”，太极是宇宙的原始实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变化交合又产生水、木、金、火、土、五行；五行运动而生天下万物。从而构建了庞大而精密的宇宙生成模式。但最早明确提出“天理”是宇宙本原的确是程颢程颐兄弟：“天下只有一个理”，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而且程氏兄弟不仅把天理作为宇宙本体，更与人间的伦理道德原则直接等同：“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此主张为朱熹进一步发扬光大，最终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那么朱熹又是如何说“理”的呢？ 朱熹说理：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出自《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 意思是说：由理产生天地，有理存在，才有气的流行，发育万物。看来理应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朱熹还说：“此（指理和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出自《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 意思是说：理在气先，由里生气；里在气中，相互依存。气是（金木水火）物质材料，理是（仁义礼智）道德准则。 总之，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出自《朱文公文集》卷七十。翻译成白话：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一个“理”演化而成，天地都是由“理”生成的，生长在天地中的人因得到“理”而有了人性。“天理”的流行，在人世间表现为“三纲五常”，无所不在。） 对后世人们影响最大的，就是朱熹把 “三纲五常”作为“理”在人世间的集中体现。“存天理”一定程度上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那么什么是“三纲五常”呢？ 《三字经》里明确写道：“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主、父亲、丈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即仁爱、正义、礼节、明智、诚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三纲五常源出孔孟。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认为，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现在，从朱熹开始，三纲与五常连用，并且作为宇宙万物之本源和本质的“天理”的核心内容。那么“存天理”，就要求人们绝对遵守天理确定的这套尊卑分明、上下有序的礼仪制度和交往原则。 这种说教，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公认的政治生活原则，但那个时代，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尊敬长辈，坚守仁爱、正义、礼貌、诚信的交往原则直到今天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单位和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仍发挥着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但是，对“灭人欲”三个字如何理解和评判？ 四、人欲何解？ 有趣的是朱熹曾经说过：“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依据此句的意思，人欲来自天理，人欲中包含天理。那么灭人欲不也就灭着天理了吗。我们不得怀疑，朱熹真得说过“存天理，灭人欲”的话吗？ 还真说过，至少有类似的话： 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说：“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ｃｈèｎ），循之则其心私且邪。”（《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意思是：天理是人心的本来面貌，遵循天理人心就公正；人欲是心上的疾病毒瘤，遵循人欲人心就会变得自私邪恶。 告诫追求学问的读书人，他说：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即方能开始做学问）。”又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即学者必须对这层道理认清明察）。（《朱子语类》卷十三） 综合上述言论，朱熹即认为，人欲与天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又认为天理是公正的，人欲是邪恶的，天理存就得人欲亡，人欲胜就得天理灭，二者有我无他，你死我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也许不矛盾，因为我们首先弄清朱熹说的人欲到底指什么？ 《朱子语类》中记载有朱熹跟他的门人的两段问话： “（门人）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饮食之中怎么区分天理和人欲？）’ （朱熹）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饮食是人之所需，是合乎天理的，但是如果去追求美味，那就是人欲了） “（门人）问：‘饥食渴饮，冬裘夏葛，何以谓之天职？（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冬天要穿裘，夏天穿葛，为什么说这些都是天的职责呢？）’ （朱熹）曰：‘这是天教我如此。饥便食，渴便饮，只得顺他。穷口腹之欲便不是。盖天只教我饥则食，渴则饮，何曾教我穷口腹之欲？’”（这些老天教我的本能。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只能顺其自然。但天何曾教导我享尽吃喝的欲望呢？） 由上可知，朱熹认为正常的饮食是天理，山珍海味般的挥霍是人欲。食欲、性欲、爱欲都是人的本性，不反对人们去追求，但应当合理合法地追求。正常的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过分的多于的甚至是罪恶的“人欲”就是朱熹要灭的“人欲”。 所以朱熹才会即说“天理就是人欲”，又说“存天理，灭人欲”。前一个人欲是人们正常的欲望，后一个人欲是人们无节制地甚至是违法地奢求。 而且上面言论可知，朱熹的宣传对象是两种人：皇帝和学者。希望统治者克制自己，清心寡欲、轻徭薄赋，一心爱民；希望读书人克制自己，淡薄名利，一心一意地做学问，不忘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说到底朱熹是想用这句话给当时的上层人上个紧箍咒，教导他们的自觉地勤政、勤学，以不负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 但是单纯的道德说教是挽救不了旧时代统治阶级一代又一代必然地堕落和一个又一个王朝必然地走向由于腐败而灭亡之路的。反而后世的统治者大力向民众灌输程朱理学尤其“存天理，灭人欲”法则，要求他们效忠君长，遵守封建礼节。成为扼杀人性的精神枷锁。 而且，当朝人就记载了一件朱熹迫害青年女子严蕊的冤案，后世引作理学家扼杀人性的典型罪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五、一桩冤案？ 南宋最著名的笔记体小说《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1123～1202)，比朱熹大7岁，可能是亲闻其事，在所著《夷坚志庚》中记载了朱熹迫害严蕊之事。南宋末年的文人周密在所著《齐东野语》中记载更为详细：朱熹把当时的如花美眉严蕊关入牢里拘禁了两个多月，还一再杖刑逼供，折磨得严蕊几次死去活来，奄奄一息。 朱熹为何如此心狠手辣地摧残一个花季女子？严蕊又是何人？ 周密说，严蕊是当时天台的营妓。天台位于今浙江台州。营妓即古代军营中的妓女，类似于后世的“慰安妇”，后也包括官妓。严蕊虽然出身卑贱，但琴棋歌舞书画无不精通，还善作诗词，才貌双绝，引得不少当时名望、势力的男人不远千里登门拜访。 此时的台州太守唐仲友，一次置酒赏玩，晓得严蕊他善于词咏，将红白桃花为题，命赋小词。严蕊作了《如梦令》一首：“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唐仲友看毕大喜，赏了他两匹缣帛（古代白色的用以记录知识的丝织品）。 此后，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到台州视察灾情时，接到举报：台州知府唐仲友为人为官不正，有贪污受贿之嫌。朱熹为收集唐仲友罪证，指责他与严蕊有私情。把严蕊抓入大牢，严刑拷问。但是没想到身躯娇弱的严蕊竟然个性刚强，一句不谈有关唐仲友的事。后来，狱卒好言相劝严蕊：“你承认这项罪只不过受杖数十，何苦这样的桀骜不驯，徒遭牢狱之灾呢？”没想到，严蕊回答的大义凛然：“我身为贱妓，知道私通太守不是死罪。但凡事一定要分清是非真伪，真么能够胡编乱造污辱士大夫呢！我虽死也不作这种污辱人格的事。” 后来，岳飞之子岳霖就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把严蕊找来问明情况，当日判她出了狱，而且脱离伎籍，给了她自由。严蕊当堂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此故事把朱熹描绘成心狠手辣、扼杀人性地封建卫道士，显示了理学家虚伪的嘴脸。后来明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更是添枝加叶，痛扁朱熹，而把严蕊讴歌为侠女。据此改编的戏剧《莫问奴归处》，也曾久演不衰。 但是学者们对此事的真伪、朱熹与唐仲友、严蕊之间的是非曲直一直争议不断： 今人束景南教授在其著作《朱子大传》中认为唐仲友确有贪污罪行，并认为《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李运生在《检察日报》发表的文章《朱熹“六弹”唐仲友》也认为：朱熹当时收集到了唐仲友违法收税、贪污官钱、贪赃枉法、培养爪牙、纵容亲属、败坏政事、仗势经商、伪造钱币等８条证据，并将与案件有关的蒋辉、严蕊等人抓获归案。，明朝开国文臣宋濂在《唐仲友补传》中却批评朱熹处事不当，2008年金华人张根芳筹备出版《补唐仲友补传》也为家乡人唐仲友并连带严蕊平反。 对此事的争论可能一时还难以分清曲直。但不管怎样，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代表的理学却被明清王朝提升为官学，成为八股取士的必修内容，造成了儒家礼教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空前束缚。 但是，即使在理学鼎盛的明清时期，人们对自由、平等、爱情乃至性欲的最求真得能够被普遍灭杀吗？ 请看下节： 六、欲海难平  明朝的礼教统治比列代都严厉。《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代的节妇烈女有51人，宋代有267人，到明代猛增至36000人。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6000多座。清代学者戴震对理学发出振聋发聩的抨击：“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然而就在这个禁锢最深的时代、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当地的流行歌谣中却迸发出另一种声浪，试看： 《想嫁》：“嫁了罢，嫁了罢，怎么不嫁？说许他，定许他，怎能勾见他？秋到冬，冬到春，春又到夏。咬得牙根痛，韬(才旁)得指尖麻。真不得真来也，假又不得假。”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半斤我八两。”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左为禾)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以上均引自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 高龄老妇要再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深闺少女与情人私奔。仅仅从这些首吴歌（盛行于苏南等地）所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奔命献身，被封建礼教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我认为因素有三： 第一，爱情是人类的自然需求，是人之本性，难以磨灭； 第二，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尤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更是全国领先，资本主义萌芽在这里萌生。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为赢利而奔走于国门内外，眼界更加开阔。商品经济要求个性、产生个性。抨击封建礼教、讴歌个性自由的市民文艺作品随之大量涌现（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等），广为传播，更助长了民众追求自由生活的胆气。 第三，明中后期、出现了反礼教的思想，鼓舞了明朝妇女追求婚姻自主。 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李贽，就痛揭道学家虚伪，反对歧视妇女，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理学在官方灌输下压抑人性维护专制的同时，也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现人性的尊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了积极作用。譬如，宋代学者张载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在异族强权面前的正气浩然和明代东林党人在阉宦等腐朽政治势力前的铮铮风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