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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夏青青，1987年生，祖籍山东，在湖南长大。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研究生，新疆军区创作室创作员。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芙蓉》《青年作家》等。 董夏青青的小说未必就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可能是对自然主义的回归。她耳闻目睹的那些生活的片断与人物的困厄足以支撑她的小说叙事，而不需要去煞费苦心，或煞有介事地虚构与编织，只需记录，老老实实地记录。 《垄堆与长夜》是我最早读到的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感觉不仅耳目一新，甚至可谓惊讶不已。在我的阅读与研究中，21世纪以来的军旅小说在放弃了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性探索后，基本上都回归到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或范畴，故事与情节、思想与主题成为作家创作的终极追求。董夏青青却是一种别样与另类，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甚至于相反的路途。她的中短篇小说《河流》《科恰里特山下》《苹果》《何日君再来》《高原风物记》《高地与铲斗》等，更加确认了这种感觉与印象。作为军旅“新生代作家”，董夏青青以一系列的风格化小说彰显了自身独特的存在。 董夏青青的小说没有故事，甚至也不见成形的情节，完全是生活的片段甚至碎片，一种几近原生态的质感，与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她还摆脱了21世纪初年军旅文学的官场与社会化叙事模式，专心叙述和描摹边疆基层官兵与普通人粗粝与困顿的生活，非但不去刻意张扬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情怀，反而不无任性地为他们的生命与存在涂抹上一层苍茫辽远的底色，营造了一种沉郁、悲壮、厚重的情绪——这又沾染了些许80年代“寻根文学”的气质。此外，董夏青青可能还有着构建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文学化地域形象的想象，她几乎将所有小说的人物与背景都放在了新疆一个叫塔什库尔干的地方，有时则将其简化为塔县。就如同乔伊斯的都柏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厄德里克的印第安保留地、贝娄的芝加哥，以及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等，这一点也让我对她的创作无法视而不见。 董夏青青多次前往博尔塔拉、伊犁、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边防连队，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真实体验、经历了戍边生活的艰危困苦，感知了他们人生、命运、家庭等多方面的困惑与窘迫。这种情感，让董夏青青不愿按照以往的观念概念化地塑造英雄形象；相反，她只想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塑造戍边军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人物群像。董夏青青坦言：“我不能用三言两语遮蔽他们十年五载的生活，不能假装洞察一切，把自己的声音安在他们嘴上。我更倾向于在大量现实素材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情节安排，让人物们自己行动，自己说话，完成自己的纸上人生。如此，既是对这些人曾经如是活过的纪念，亦是对一种荣誉生活的尊重。不让他们在作者的陈词滥调中，失去击打人心的力量。”这种别样另类的文学宣言，在当下小说写作的整体语境中颇值回味。 即便是在军人与战争的范畴里，英雄叙事也是一种特殊化的存在。或言之，是人在特殊环境与情势里的极端化表现。从文学角度论之，它是理想与想象的产物。人们对英雄的渴望，恰好反证了人内心的脆弱与怯懦。现实生活里，人们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会怀有英雄的元素与情结，但却不太可能在日常经验中聚积为英雄的行为；因此，当我们强调文学真实性时，非英雄叙事就有了经验的依据。董夏青青的小说选择了非英雄叙事的视角，她笔下的基层官兵没有生活在特殊化的环境与情势里，她也就不想“把自己的声音安在他们嘴上”，去塑造或拔擢那种作为“外在物”的英雄形象。真实也许并不是她非英雄叙事的借口或策略，她不想以文学性的叙事与语言遮蔽他们的生活；换言之，她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与耳朵，而不是理想与想象，这才是她小说的本来面相。 虚构是小说的本质属性，即便是现实主义，甚至是自然主义的小说，其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及生活现实的差距也是无法避免的。小说进入到现代主义阶段，不再强调再现生活，而是加强了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而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将小说与生活现实之间的距离拉得就更远了。董夏青青的小说未必就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可能是对自然主义的回归。她耳闻目睹的那些生活的片段与人物的困厄足以支撑她的小说叙事，而不需要去煞费苦心，或煞有介事地虚构与编织，只需记录，老老实实地记录。也因此，她的所有小说呈现出的都是生活片段，而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曲折复杂的情节与有头有尾的故事。即便是体量和情节最为丰富的中篇小说《年年有鱼》，却也终究是几代人片段生活的连缀，没有从一而终的人物与故事。 那么人物呢？当小说的主体是由生活的片段构成，而不是故事与情节，人物的不完整性就是必然的了。在一个万八千字的短篇里，作家们通常是围绕一两个人物来叙述故事，构思情节；但董夏青青想写的不是一两个人物，而是想写一种生活的状态或场景，这是她小说的重要特质。她就是要真实地呈现戍边官兵及当地普通人粗粝困厄的生活——一种不加修饰的原生状态，不去主观赋予他们那些外在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董夏青青的独特或深度在于，她赋予边疆苍茫辽远的环境以一种诗意的暗喻与象征——只有边疆才具有的大美，它们之间形成了同构性或曰互文性的交融。这样一种文学境界的达至，是因为董夏青青将自己真正置身于边疆，置身于戍边官兵以及那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也许她还不能完全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即便是一个旁观者，近距离的观察、交流与体验，也足以让她获得较为真切的生命的存在感。董夏青青这样描述她的经验与思考，“这些年，我常收拾背囊，从乌鲁木齐辗转去到边境线上，在连队里和战士们共同生活一段日子。在那特定的时间中，会和很多人产生交集，得以通过也许彻夜，也许三言两语的聊天，知晓他们的生活和内心。这些发自内心的声音时常很微弱，被日常生活中数不尽的其他声音所遮蔽，但那却是他们灵魂的起伏，热血精神鼓荡其间。我要做的，就是拿起文字的凿子，一下一下破除表面的冰壳，将这些裹挟着坚忍、痛楚、牺牲的生活开采出来，让读者看到他们安静无闻的身影，如何在大漠中留下生命的轨迹。”董夏青青经验和体会到了那些艰难的生命存在，她决意，或者说有些任性地要将她所耳闻目睹及经验和体会到的那一切记录式地呈现出来。“任性”，对，就是这两个字，它只属于董夏青青和她的小说。 《垄堆与长夜》中的刘志金，一个如此卑微的生命，命运的多舛也就罢了，却经常被那些生活得不如意的人们拿来安慰自己；而且，塔县的人们很快就会把刘志金忘了。鲁迅说，哀莫大于心死。在这里，我觉得哀莫过于忘记。无论他是英雄崇高，还是普通卑微，都曾经是人们中的一员。用他的耻辱与哀痛带给人们轻松与快乐，这与鲁迅小说所揭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并无二致。《在晚云上》中，出身军人世家的副团长灰暗的情绪无人理解，也没有人想去理解，甚至还会有误解。军旅生涯与个人生活不断产生龃龉，女友的跳楼让其无法承受，内心思想与情感的无法言说更是他无法忍受的不堪。连长的命运并不比副团长好，但他似乎已经适应了边防的枯寂与煎熬，仿佛这就是他的生活与命途。小说结尾的那片晚云上的麻雀既是一个意象，也是一种象征。残酷的现实与历史交叉在去〇三号峰会哨这条辽远苍茫的叙事线上，不断地回叙、插叙消解着现时态的诗意情境，让人们浮想联翩。董夏青青对小说背景，或者小说人物的生存环境极其敏感，她并不是大段地描写，她只是在人物出场的时候不经意地那么点染几笔，这几笔恰恰是短篇小说的精髓。 董夏青青的小说叙述几乎都采用第一人称，即“现时态＋过去时态＋现时态”，循环往复，常常又是过去时态占据主要篇幅，对人物前史的重视似乎超越当下；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即强调“我”作为叙述者的“在场”，不仅是旁观者，有时还是小说里的人物，这无疑是向读者暗示叙述的可靠性；然而“我”虽然“在场”，却没有鲜明的情感倾向，或投入，表呈的是一种零度叙事的风格。零度叙事并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不要感情；相反，是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写作者从而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从这个意义上讲，董夏青青在小说叙述态度方面，还是要有所警觉的才好。 来源：文艺报 | 傅逸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