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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春季开学前，叶圣陶辞去尚公的教师职务，和吴宾若、王伯祥一起从苏州乘船，经吴淞江前往甪直“五高”任教。当时，吴宾若是“五高”的校长，王伯祥是“五高”的教员。他们三人“本是同学，犹如亲兄弟一样，复为同事，真个手足似的无分彼此，只觉得各是全体的一部分”（叶圣陶《甪直闲吟图》题记）。 “五高”当时的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叶圣陶任高小二年级级任，教国文。在“五高”，叶圣陶和吴宾若、王伯祥等经常互相切磋教育问题。他们冲破了封建教育制度的束缚和种种阻力锐意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 自编国文教材 叶圣陶在甪直“五高”担任国文教员，自编国文教材是他实践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步骤。他自编教材的宗旨是“顺自然之趋势”，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又要“适应学生之地位”，“协助学生脱离旧社会旧思想的感化”，“叫学生做个正正当当的人”。在强调思想性的同时，叶圣陶大力提倡白话文。叶圣陶反对强行灌输的封建教育，主张学校提供条件诱导启发学生自由发展，注重培养学生自读、质疑、解难的能力，造就成健全的公民。在他编写的教材中，每篇选文的后面都附有题解、作者传略、注释、练习等，便于学生自习。数篇选文之后，就有编者写的一篇“文话”，谈文章的欣赏和写作。 叶圣陶在甪直自编的第一部国文教材，课文包括：（一）翻译作品，如莫泊桑的《两个朋友》（即《二渔夫》）、《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等；（二）古典名著，如宋濂的《王冕传》、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魏学洢的《核舟记》、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折臂翁》、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等；（三）根据名著改写的语体文，如《荆轲刺秦王》《苏州虎丘》《苏州五人墓》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起，鲁迅的《孔乙己》《故乡》，胡适的《一颗星儿》，周作人的《小河》《生活之艺术》，沈尹默的《三弦》等一大批新的文学作品，也被叶圣陶编入了国文课本。 特设教育境遇 叶圣陶认为，学校教育当“以儿童为本位”，仅仅有适用的教材是不够的，新的教育不能只靠文字和书本，“尤当纯用直观教授”，给学生“特设一种相当的境遇”，使教学与社会活动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替小学生定个方向”，“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让学生得到健全、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叶圣陶、吴宾若、王伯祥和同事们一起带领学生挥锄破土，在校园西北面的鲁望祠堂旁开了一片荒地，办起了“生生农场”。师生一起种植瓜豆蔬菜，一起分享劳动果实，增长了知识，培养了劳动观念。为了引导学生们阅读新文学作品，“发展思想，涵育情感”，叶圣陶捐款在四面厅办起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里面摆放着各种书籍及《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中间设一个文物展柜，供师生阅读、参观。叶圣陶常把自己购买的书刊介绍给同学们，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还在这里为学生开辟诗文、书画、英文通讯等各种学习专栏，指导学生们写生练笔。在他的建议下，“五高”建立了音乐室兼篆刻室。叶圣陶爱好篆刻，各班的篆刻课都由他担任。课上课下，叶圣陶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诗文互赠，刻竹板压书，刻花鸟共赏。 叶圣陶来到“五高”以后，与吴宾若、王伯祥等商定，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和重阳节的后一天，为“五高”师生共祭陆龟蒙节，祭文都由叶圣陶撰写。平日里，叶圣陶常常带领学生拜谒陆龟蒙的衣冠冢，在陆龟蒙石碑和洗笔槽前评价陆龟蒙揭露现实、哀悯农民的诗文，在陆龟蒙遗迹斗鸭池和白莲寺旁讲述先贤的生平。在叶圣陶的教导下，有的学生毕业后投身革命，陈继昌烈士和戴宗盘烈士，都是叶圣陶的学生。 叶圣陶特别迷恋戏剧，民国元年还有过“献身舞台”要当“名伶”的念头。到了甪直，他“提议在学校里造了一个戏台，自己编了剧本，每逢星期三演出一次”（叶绍钧《隔膜》）。叶圣陶曾把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课文改编成话剧，把《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师生一起排演，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中受到熏陶，获得教育。在每学期中和学期末的“恳亲会”（即家长会）上，叶圣陶会把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请学生家长和社会贤达来校观览，还会请大家观看学生表演团体操，看学生演戏。 叶圣陶坚持学生第一，提倡爱的教育，强调从小就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他认为育人如植树，乔木参天，绿荫匝地，大者可为栋梁，小者亦成榱桷。小学教育的责任，就是把树苗植根于地，使得尽发育之能力，有成就的资格。 叶圣陶关心学生的课外生活，常常鼓励学生搞课外创作，亲自帮助他们修改稿子，帮助他们投递给《儿童世界》发表。作家严大椿就是他辅导过的一位学生。他还关心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学生宋志诚的家里很穷，叶圣陶夫妇常给他买书、买笔墨，替他缝补衣裳。他原名宋志成，叶圣陶说，人贵于诚，为他改名为“志诚”。抗日战争时期，叶圣陶介绍他做《大公报》《新闻报》等的经销员，帮他解决生活困难。 从事文学创作 叶圣陶在甪直“五高”执教之余，还进行了新文学的创作。他接触农民，了解社会，创作了白话小说、散文、诗歌近百篇，获得了大丰收，这段时期的工作、生活和写作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圣陶结合自己的教育感受，率先对“作文教授”发难，为新文化运动献计献策，推波助澜，立志做“新青年”，还创办了文艺周刊《直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19年2月1日，叶圣陶发表了第一首描写甪直乡村风景的新诗《春雨》，同年3月1日，叶圣陶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写小说，写新诗，写童话，写文艺评论和散文杂感，写剧本……成了“托命于文艺”的一名战士，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和先驱者之一。 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最早写童话的作家之一。《儿童世界》是中国第一个专供少年阅读的刊物。叶圣陶应创办人郑振铎之约，常为《儿童世界》写童话。他在为胡墨林代课的时候，在女子楼也创作了许多童话，后来结集成册，出版了我国的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作者把“稻草人”刻画成一个“旧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给孩子留下了无尽的寂寞和悲哀。 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成功的白话长篇小说《倪焕之》及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等作品，其中不少素材和社会背景、人物形象等都来源于甪直，来源于叶圣陶在甪直“五高”期间的生活和教育实践。《多收了三五斗》更是以甪直万盛米行为素材背景，揭露了谷贱伤农的社会现象。 小说《倪焕之》第一章里写到的“高高的银杏树”以及对学校、桥、楼的描写，都取材于甪直“五高”，就连在学校门前召开的“五四”宣讲会，在小说中也能找到有关的场景。叶圣陶在192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茅盾称之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扛鼎之作”，民国时期曾刊印13版，新中国成立后又出数种版本，还译成英、法、日、俄、德等多种文字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五四”运动前，叶圣陶就加入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并积极为《新潮》杂志写稿，讨论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在1919年4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上，叶圣陶发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国语教育论文《小学教育的改造》，对于“改编小学国文”、把白话文著作引进中小学国文教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叶圣陶和王伯祥等同事一起商讨唤起民众的计划，组织师生罢教罢课，上街游行，在“五高”的操场上召开“五四”宣讲会。会上，叶圣陶作了题为《独立与互助》的演讲，王伯祥作了题为《社会的国家和官僚的国家有什么分别》的演讲。叶圣陶还到甪直第一、第二国民小学串联，和那里的教师联名发表了直诉北洋军阀政府、声援“五四”运动的《甪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并发表在1919年6月16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在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又和王伯祥等人创办了文艺周刊《直声》，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教育学生爱国、反帝、反封建。“五高”的不少学生因此受到启蒙，后来走上了救国和革命的道路。 情系“第二故乡” 1919年5月，叶圣陶的父亲去世。办完父亲的后事后，叶圣陶于当年暑假把家从苏州搬到甪直，和外祖母、母亲、妻子胡墨林，还有刚满周岁的长子至善一起过上了恬静的“乡村生活”。 叶圣陶从此做了甪直人，和夫人胡墨林“晨晚到校返寓”，一日往返四次，通过改革教育来影响家庭、服务乡村，改造乡村。 叶圣陶招集镇上的穷孩子到学校读书。他的短篇《阿菊》（原名《低能儿》）中阿菊的原型，就是住在保圣寺前面的阿虎。阿虎家景贫寒，是叶圣陶出钱供他读书的。胡墨林在女子部教授国文和家政课，她讲授的各种裁剪、缝纫技艺，很快就在甪直镇传开了。晚间，常有三五成群的姑娘来串门，胡墨林热心地教她们描花剪样，裁缝针织。为了建设乡村，叶圣陶和王伯祥计划出版《自觉》周报，邀请顾颉刚、郭绍虞等十二人作为发起人，每人每月出二元钱作为办周报的基金，想用这份周报来宣传科学知识，以唤起民众改革社会的“自觉”，后因种种原因使他们的设想未能如愿。叶圣陶和王伯祥不甘心，他们一起刻印了《直声》文艺周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叶圣陶1917年初到甪直执教，1919年夏天把家搬到甪直。1921年7月后，他应邀先后到上海吴淞中学公学、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但家眷仍然留在甪直，胡墨林仍在“五高”女子部教书。直到1922年秋天，叶圣陶才把家搬回苏州太平巷，在甪直生活了将近六个年头。 叶圣陶曾说“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创造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称甪直为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他把甪直比作哺育自己成长的摇篮，对甪直的一桥一水、一草一木都寄予了深厚的感情。 时隔五十五年，1977年5月17日，叶圣陶以83岁的高龄重访甪直。当年的学生听说叶老师回来了，纷纷赶到码头迎接。叶圣陶一上岸，仍能“望而识其貌记其名者”三人。师生们一起重游保圣寺，寻访“五高”，欢聚后合影留念。叶圣陶回北京后，特为重访甪直作了两首诗，为甪直小学补题了两幅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