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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唐仕伦 老舍，我国著名的作家和人民艺术家，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他出身贫寒，“童年习冻饿，壮岁备酸辛。”人生的风雨，炼就了他铮铮的铁骨，铸成了他独特的人格。文革中，老舍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刚直不阿，宁愿玉碎，不愿瓦全。为了抗争，为了捍卫人格尊严，他愤然跳进了北京太平湖。 23年后，他的儿子舒乙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父子情》，发表在198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既是一篇痛悼父亲冤死的祭文，也是深情地回忆父亲用独特的方法教育自己成才的妙文。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实施独特教育的先驱光彩照人的形象，听到了一曲感人肺腑的独特教育的成功赞歌。 1．父亲形象“模糊”，父子情深似海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以深情的笔触，对照鲜明地写道：“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面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这是全文的纲，全文的主旨句。作者就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叙述。父亲的“复杂”，其实是有别于天下哪些“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的父亲的。他的父亲是“复杂”的，复杂在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懂得了独特的教育，并身体力行。他的父亲“复杂”，乃至在作者最初的记忆里竟是非常模糊的，模糊到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只有那“可怕的老道和那扇铁门”。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这“没有父亲的形象”，其实是没有那种所谓的娇惯、溺爱、纵容孩子的“典型的慈父”的形象，没有那种因父亲的严厉而令孩子望而生畏的感觉。文章极力写父亲形象的“模糊”，却表达了父子间似海的深情。 2．身教重于言教培养独立能力 老舍的“复杂”，还在于他教育孩子的方法十分独特，他身教重于言教，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就是给孩子做撒尿的示范，也全没有为父的威严、羞涩、娇柔做作的姿态。朋友来了，允许孩子在旁边听讲，没有对孩子的喝斥和驱逐，还当着客人的面夸舒乙“傻小子”，让孩子在与大人平等和父亲亲昵的赞扬的和谐气氛中，去了解世事，学习待人处世的方法。从而增长才干。这些在一般人眼里，又常常被忽视，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老舍的教育观念中，这可是举足轻重的大事。这是书本上学不到，而又是做人必不可少的，半点也不能马虎的大事。因此，老舍还常常带孩子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这可不是随意带孩子去潇洒，去轻松，去玩儿，而是要潜移默化地让孩子去了解社会，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对社会有用的人。去认识社会，解读社会这本大书。走在路上，他只让孩子紧跟其后，从不拉孩子的手，也不和孩子说话。完全超然地让孩子独立地去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思考问题，培养能力。乃至到现在，作者仍刻骨铭心，只要一闭眼，眼前还总浮现父亲那熟悉亲切的身影的象征──“歪歪的鞋跟”，仍还总愿跟着他“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3．充分尊重孩子培养健康人格 老舍的“复杂”，还表现在充分尊重孩子，培养健康人格上，他把孩子当朋友。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孩子读初三前，还不谙世事，处于“天性好玩”的时期，这时，他对孩子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不过问，不辅导，“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他赞同的，几乎是和玩有关的事。他十分欣赏孩子对书画、唱歌的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活动的兴趣。而到孩子十五岁，进入初三学习时，他则把孩子当成“独立的大人”看待，采取一种“异乎寻常”的“平等态度”，改称“小乙”为“舒乙”，每次回家，还要亲热地和孩子握手。对孩子的学习，他一改过去的不过问的态度。从美国回来，还“专门带给孩子一盒矿石标本”，而聪明的舒乙从这礼物中读懂了父亲沉甸甸地爱，读懂了父亲的殷切希望，并从中汲取力量，不负父望，高中毕业后，即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舒乙在苏联留学五年中，老舍还多次利用到苏联开会的机会专程去看望他，并在朋友面前夸讲他。对舒乙的恋爱婚事，老舍也“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在孩子结婚时，不铺张浪费，还亲笔书写题词质朴，含意深刻，内容为“勤俭持家，健康是福”的条幅相赠。读到此，我们深深懂得了老舍的良苦用心。老舍教育孩子的方法是多么独特和高明啊！ 4．培养孩子兴趣注重个性发展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舍用自己的实践，生动地演绎了这个真理。十五岁以前，“孩子的天性是玩”，这时，他注意引导，要让孩子在玩的快乐时期，玩出个性，玩出趣味，玩出灵性，从而充分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使他们具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决不做揠苗助长，泯灭儿童天性，扭曲儿童性格的蠢事。一个具有健康心理和人格的人，还有什么学习上的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人间的坎坷沟壑不能跨越，还有什么生命中的艰难困苦不能承受，还有什么人间的奇迹不能创造？！也正是这种尊重孩子，注重孩子个性发展的教育方法和别致厚重的爱，才造就了舒乙健全的人格。乃至他在经历“文革”的磨难和人生的风雨后，没有倒下，没有沉沦，反而坚强的活了下来。老舍这种教育孩子的“复杂”、独特，与当今社会上某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人相比，不能不说是高明的，伟大的！这些人赶潮流，追时髦，有时完全不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天性，超出孩子自身的实际，对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向孩子烂施重压，采用强权教育，强加志趣，强迫培养。不经意就摧残了孩子的天性，扼杀了孩子的兴趣，泯灭了孩子的灵性，扭曲了孩子的灵魂，造成孩子不健康的心理和人格。可以说在对孩子的教育中，老舍是身教重于言教，注重培养独立能力，充分尊重孩子，培养健康人格的楷模，他的教育方法是一曲响遏行云的独特而成功的教育的凯歌！对我们启发多多，教益多多。 附原文： 父子情 舒乙 “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碗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遗憾终身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一见面，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盲肠，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 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上乱踩，等他们走后，我从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他的文章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过说，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爱的价值。 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选自198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