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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郭跃辉 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形象的表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意义只有通过二项对立才能存在。例如，X和Y两项就是逻辑学上所谓的对立，即X的强烈对立就是Y。从颜色角度来看，黑与白的对立就是强烈对立。而Y也就是反X，Y是X的绝对否定。但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非X，比如说红、蓝、黄等等，这种X和非X之间的矛盾比对立要弱一些，却更普遍。同样的道理，还存在着一种非反X，即非黑色的东西。”朱立元先生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用一个矩阵的符号图表示为：  文学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在叙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于是出现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于《鸿门宴》的整个故事，如果说X一方是刘邦、张良、樊哙的话，那么反X的一方就是项羽、范增、项庄。非X就是项伯，他是X一方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恰恰是对方阵营中的人物。非反X就是曹无伤，他恰恰是X方阵营中的人。（如图所示）故事就是在这四类人中逐步展开的。  首先是非反X曹无伤这条线，整个故事可以说是因曹无伤而起，曹无伤对项羽说了三句极具杀伤力的话：“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第一句“沛公欲王关中”，这是项羽难以忍受的，独霸天下的楚霸王怎么可能容得下别的王？“使子婴为相”，子婴何许人也？子婴是胡亥的侄子，而在项羽眼里，秦人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刘邦居然让仇人之子为相，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三句“珍宝尽有之”，刘邦不仅想称王，而且还想占有物质意义上的财富，这也是项羽不能容忍的，于是他立即发兵攻打刘邦。曹无伤第二次出场是在鸿门宴上，只不过他并未现身。在巨大的政治军事危机面前，刘邦对项羽说了一番话：“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这番话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将项羽的感情与思绪引向回忆，回忆总是美好的温情的，刘邦提醒项羽，自己与他是革命兄弟关系，是在战场上结成的革命友谊。第二，入关攻秦，这件事是我刘邦根本没想到的，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运气好，那原本应该是项羽入关攻秦的，这顶高帽让项羽格外开心。第三，略带埋怨的语气，项羽你竟然不顾及战场上的友谊，听信小人之言，让兄弟之间产生了隔阂。果然，项羽在不察之下将曹无伤和盘托出。曹无伤第三次出场，已经是末日的到来。刘邦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一个“立”字，不仅说明了刘邦内心之愤怒，而且说明了动作之迅速，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刘邦内心之坚决。至于曹无伤为什么要这么做，待会儿再探讨。 作为X一方的帮助者，项伯在整出戏中的角色也颇有意思。项伯其实是很单纯的，当得知项羽攻打刘邦之后，项伯想到了好朋友张良，但是颇具政治敏感的张良将项伯引进了政治迷局。张良救过项伯，项伯对张良充满了救命之恩，但是不自觉间充当了刘邦一伙人的政治工具。当张良引荐项伯时，刘邦充满狐疑，于是问：“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说了事情的原委。刘邦又说：“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刘邦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这句话的目的一方面指向项伯，希望项伯为自己办事；另一方面也指向了张良，张良的兄长就是我刘邦的兄长，那么张良就是我兄弟了。于是张良将项伯引荐给刘邦。刘邦见到项伯之后，不仅“兄事之”，而且“约为婚姻”，拉拢力度之大，超出了项伯的抵抗力。刘邦又进行了一番辩解：“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在项伯听来是那么地合情合理，他居然答应回去说服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这番说辞是毫无力量的，但是项羽居然相信了，听从了他的建议。项伯只是用一句话打动了项羽：“不义也”，项羽是一个政治头脑简单而重德义、道义的人，项伯用这个说服了项羽，而樊哙后来的说辞也是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刘邦这方其实是颇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头脑的，而项伯只是出于一种恩情，让刘邦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还没算完，在第二天的宴会上，范增挑唆项庄利用舞剑的机会趁机杀掉刘邦，此时樊哙等武士并不在刘邦身边。此时的项伯，居然没有忘记昨天晚上刘邦许给他的美好的诺言，竟然也拔剑起舞，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刘邦。这一切，居然是在项羽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如果是明眼人，早已看出项伯保护刘邦的企图，但是项羽却视而不见。这时的项伯，还担任着项羽的左尹，这是赤裸裸的“胳膊肘往外拐，掉炮往里攻”，范增和项庄的图谋最终失败了。此后项伯继续追随项羽，直到项羽最终兵败。而刘邦则惦记着项伯当年保护自己的恩情，封项伯为射阳侯，也算是功德圆满吧，但是可怜的项羽却失去了杀死刘邦的机会。 讲完了曹无伤和项伯这两条线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双方主要力量的较量，也就是X和反X之间的力量对比，我简要画了一个图： X 反X 兵力：10万 40万 主帅：刘邦 项羽 谋士：张良 范增 武士：樊哙 项庄 首先比较的是武士。项羽这方是项庄，作者对项庄的描写，用墨极其吝啬，除了一句干巴巴的“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的请求外，就是一句“拔剑起舞”，这种笼统的描写让项庄的形象黯然失色。在项伯组织了项庄的刺杀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项庄并未施行新的行动，而是就此终止。史书记载，项庄是项梁的侄子，并且师从项梁学习剑术。项梁也曾教项羽剑术，结果项羽“学剑，又不成”，并且还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没想到，项羽的堂兄弟项庄跟随项梁学得一身剑术，只可惜，他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武士。而樊哙则不一样，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神态、动作、语言等各个方面，刻画了一个有勇有谋、豪气干云的武士形象。通过喝酒、吃肉的细节，一个勇猛、野蛮的武士形象跃然纸上。紧接着他有了一番说辞：“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这与刘邦的逻辑是一致的。项羽首先看到了一个勇猛的武士，说不定他还在樊哙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既然是同道中人，项羽对樊哙也就多了一份亲近。当樊哙慷慨陈词之后，项羽竟然哑口无言，只是默默地说了一声：“坐”。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显出樊哙的性格特点的话，那么在刘邦不辞而别之时的一番话，说明了樊哙并非单纯的赳赳武夫，而是一个颇有思想的武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是引用古人的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仅是比喻，而且是颇有才气的妙语。通过对樊哙的解读，我头脑中一直盘旋着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项庄的形象和樊哙相比，简直是判若云泥。 其次比较的是谋士，就智力而言，范增和张良不相上下，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谋略都相当，但是张良的情商显然高于范增。张良始终保持低调，不仅绝对执行刘邦的命令，而且能够委婉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得刘邦能够虚心采纳。项伯通风报信之后，张良将此事告知刘邦，刘邦大惊失色，对于主帅的失误，张良并没有指责，更没有出言不逊地讥讽，而是积极地为刘邦出谋划策。他首先询问了给刘邦出主意的人，在得知鲰生的意见之后，张良委婉地指出现在还不是项羽的对手：“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或许有指责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冷静分析，商量对策。紧接着，张良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这是面对强敌时的机智后退，是示弱，是暂避锋芒，这个建议也体现了张良的情商之高。 而范增，在分析了形势之后，他开始对项羽发号施令：“急击勿失”。项羽一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样的意见可能会导致项羽心里不舒服。面对自己的“领导”，范增显然仗着“亚父”的尊荣，不把项羽放在眼里，而且这句命令式的建议也说明范增对项羽缺少了解。在鸿门宴上，范增多次暗示项羽杀掉刘邦，但是项羽毫不理会。刘邦逃走之后，范增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先是将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既而又说：“竖子不足与谋也”，当着项羽的面，范增居然说出这等没有智慧的话。急躁易怒的范增不能够针对项羽的特点提出建议，虽然主张正确，却难以施行。一旦计谋不成，又出讥诮讽刺之言，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触犯了项羽的忌讳。范增的情商可见一斑。 再从主帅的对比上看，刘邦奉行的是一种政治逻辑，他手下人才济济，能够虚心接纳别人的意见。他面临危难形势时，临危不乱，沉着应对，不禁想出了无懈可击的说辞，而且深入虎穴，化解危机。在项羽面前，他能够放低姿态，让项羽失去警惕，从而成功脱逃。项羽奉行的是一种类似武侠小说中的江湖逻辑，在项羽看来，信义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于是相信了项伯、刘邦、樊哙等人的说辞，自高自大的项羽始终没有把刘邦当作心腹大患，而是在一片赞美声中失去了自我，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如果从政治评价的角度，刘邦的政治智慧要高于项羽，如果从道德、审美评价的角度，项羽不失为一个大英雄，一个胸无城府而又光明磊落的大英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X一方的人，奉行的都是政治功利逻辑，刘邦、张良、樊哙等人，都很有政治头脑，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头脑冷静，理性分析，权衡利弊，尽量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即使是樊哙这样的“粗人”，也是有着精明的政治头脑，从本质上讲，他和项羽只有外在的相似性，内在的智谋是完全不同的；反X一方的人，以项羽为代表，奉行的是道德逻辑，所谓道德逻辑指的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其政治功利性是从属于道德价值的。也可以这样来总结刘邦和项羽，刘邦是“借德义掩盖道德”，而项羽是“损政治成全德义”。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但是关于两人的争论却一直延续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不息。个中缘由，就在于从现实功利上讲，我们会认同刘邦的做法，但是从人物的审美取向上看，我们更倾向于赞美项羽，赞美其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赞美其浪漫情怀与豪情壮志，并且对其失败表示哀叹。因此，X和反X之间，实质上是政治与道德、功利与审美、现实与理想、理性与浪漫之间的对立，胜利或失败只是最终的历史结果，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价值评判，却因人而异。 但是，用这个逻辑来反观曹无伤和项伯这两个人物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产生了。曹无伤作为反X的“帮助者”，本应该是属于刘邦阵营中的人物，但是他却背叛了刘邦，向项羽通风报信，这就有点不可理解了。当时，曹无伤担任左司马，负责检查队伍的队形，这是一个职位较高的军职，说明曹无伤是有很大功劳的。像这样一个追随刘邦或吕泽反秦出生入死的人，到了两军对峙的节骨眼上，怎么会暗中向项羽一方去搬弄是非呢？实际上，项羽和刘邦多次联手作战，曹无伤可能认识项羽，此时的他，与其说是向项羽通风报信，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态，是一种政治投靠的暗号。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报恩，项羽并没有施恩于他，唯一的解释就是曹无伤希望通过这种政治表态获得一种政治上的回报，因为当时项羽实力更强，向未来的胜利者“抛媚眼”，当然是有目的的，这种政治上的功利性与刘邦等人的政治价值观是非常相似的。再来看项伯，根据前文分析，项伯向张良通风报信并不是期望获得政治上的回报，而仅仅是遵循江湖道义的报恩，报答张良当年的救命之恩，并且是冒着出卖己方政治利益的风险来报恩，他遵循的是彻头彻尾的道德逻辑，信义逻辑，而这一点与项羽又是极其相似的。与X一方政治取向一致的曹无伤投向了反X一方，与反X道德逻辑一致的项伯投向了X一方，这其中“政治功利”与“道德逻辑”的变奏，更是体现了历史书写的复杂的价值取向。 不过，如果更为细致地考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曹无伤与刘邦、项伯与项羽之间的细微区别。曹无伤是一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政治投机，而刘邦则是一种头脑理智、深谋远虑的政治远见，二者的政治功利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项伯只是一种个人道德意义上的报恩，是一种“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个人对个人的报答，而项羽遵奉的并非个人意义上道德逻辑，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信义逻辑”，这种“信义逻辑”不是项羽本人对刘邦本人的，而是更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或者说，是“人应该有信义”，而不是“项羽对刘邦有信义”。 也就是说，正是在“符号矩阵”的结构图示中，我们发现了对立双方、矛盾双方的不同的行事逻辑，这也是司马迁在为刘邦和项羽立传时采取的不同的立场和观念。评价项羽，他说：“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评价刘邦，他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一方面，他对项羽的英雄主义致敬；另一方面，他对刘邦也给予了最高评价。政治与道德、功利与理想的变奏，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