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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是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人在思想方法上是形式主义的，“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的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的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毛泽东语)他们对祖国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一笔抹煞，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非常崇拜。……这种绝对化的态度，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从实践上说完全脱离实际，不能解决批判继承问题，对后也起过不好的作用。 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时，建议教师找准切入点，帮助学生既看到新文化运动巨大的历史功绩，又看到它的局限性和不足。教师应强调它的积极性是主要的，占主导地位，进而对本课内容进行小结。 第三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实际上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和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内容。 (1)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关注劳工的命运，成为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李大钊与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深受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等各种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一切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和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原理和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经过不断地求索、鉴别、扬弃和实践，他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时说：“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 他在歌颂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时说：“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变成强盗的机会。”他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2)“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 主要讲述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力传播的情况。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那时候宣传马克思主要的刊物，还有《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最初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先后由陈独秀、胡适担任主编，主要撰稿者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 “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革命道理，鞭挞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每周评论》连续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报道和评论“五四”运动，这对激发人民爱国热情，鼓舞人民革命斗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1919年5月，在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帮助《晨报》(原名《晨钟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的6个多月的时间里，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 )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还出现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1920 年3 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3)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还出现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教材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时间允许，教师可以略加介绍，主要目的是告诉学生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人物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化，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1919年7月，胡适担任《每周评论》的主编后，率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麽东西。”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考虑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是什么，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作为反应，李大钊随后于8 月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不论高揭什麽主义，只要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去作，去努力，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还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显然，李大钊与胡适的歧异在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胡适坚持实验主义的局部改良，而李大钊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吸引了一大批的参与者，巍然成一时之主话题。为回复李大钊等人的批评，胡适又写下“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声称他并不排斥理想和主义，而只是更注重它们的起源，具体实行方法和实效。他将那种不管实行方法为何，只注重目的，只知道将现成的主义拿来实行的观点称之为一种 ”不负责任的主义论”。胡适主张用一种 ”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学说，主义，既寻出它的产生背景，又注意它的影响效果。主义与问题之争是思想家之间正常的，积极的，深讨式的辩论。虽然胡适是实验主义大师杜威门生，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完全是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胡适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他所讨论的“主义”并非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指，而是包括无政府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及其他各种主义在内的泛指。“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反映出“五四”时期统一战线的分裂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理论水平的提高，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1920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在此期间，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和周恩来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开始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成立于1920年夏天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有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雁冰等。上海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对各地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很大，促进了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北京小组成立于1920年10月，主要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张申府等人，李大钊是小组的领导者。在上海小组帮助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秋建立，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人。小组成员不断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活动，并与沪、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行联系，为建党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1年初，是陈独秀到广州后，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组织起来的。他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群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帮助下，青年知识分子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在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路途中，在上海与陈独秀进行过交谈，受到很大影响。返回湖南后，即着手建党工作。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创办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国外还建立了两个共产主义小组，一个是1921年2月陈独秀派张申府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的有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另一个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其主要成员是施存统、周佛海。建议教师指导学生制作《共产主义小组简表》，培养学生的学科实践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