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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短的、冷冷的二十几个字，吐露了多少冤枉和不平!还需要再多说些什么呢? 写李广最后结局的一段，是全文的高潮：那时李广已经老了。在他自己再三申请下，随卫青大将军出战匈奴。这次是有机会活捉单于的。他恳切陈辞，请求打前战，但是那位与皇帝亲上加亲的国舅卫青要把立头功的机会留给自己的亲信公孙傲，硬是派李广走那明明是迂回而难走的东道，限期与前线会合。结果迷了路，误了限期。卫青自己把单于放跑了，还要问李广失道之罪，再次叫他去与“吏”对质。李广最后说：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于是，“引刀自刭”了。 这短短的一段话，概括了李广一生的悲剧。对于一个毕生以征战为业的武将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擒敌酋更大的满足呢?但是眼看到手的机会，偏偏被无理剥夺了。而这样一位力能射虎、曾统帅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到白发苍苍的晚年还要交到为虎作伥的刀笔吏手里去挨整，最后逼得只好自杀。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之扼腕、太息，拍案愤起!在对李广无限惋惜、无限同情之余，总不能不想一想，这悲剧是谁造成的，是谁之过?自然会想到，汉朝赏罚制度多么不合理，对待功臣多么不公平，刀笔吏又多么可恨(顺便说一句，司马迁本人也是“下吏”治罪的，所以他对刀笔吏有特殊的恶感)。这样，作者的目的达到了，虽然他自己一句评论也没有。 文章到此，没有结束，而是以平常续家谱的方式轻轻带过李陵。笔法依然是那平淡的客观叙述。但是惜墨如金的太史公在三千字的李广传里给了李陵三百多字的篇幅，这本身已见其偏爱，而对其为人和遭遇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处处都使人联想到他的祖父，不禁叹息：“何其相似乃尔!”通过这，作者顽强地坚持了他的观点：李陵也是杰出的将才，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他降匈奴是不得已的。并且以单于对他的器重，进一步反衬出汉朝统治者的不知爱惜人才和残酷无情。 全文最后的结尾是：“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以为耻焉。”这就不仅是李广一个人的悲惨命运，而是进一步作为武将世家李氏门第的败落。再回过头来看文章的开头，李广的祖先就是当年逐得燕太子丹的秦时名将李信。首尾呼应，两相对照，在重门阀的封建时代，使整个悲剧的意义更加深刻，更加典型。 人们有理由以为，作者如此克制自己的感情，写完本文之后，在篇后的“太史公日”里面，总该发一点感慨和议论吧!——还是没有。“太史公曰”只正面称道李广的为人，无一字涉及他的遭遇。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结。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尝不正是太史公文章本身的写照! 堪与《李将军列传》相表里的另一篇，是《孝武(即汉武帝刘彻)本纪》(此文一说非司马迁所作，但我认为还是反映他的观点的)。这是一篇很奇特的帝王传记。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也算是盛世之君，特别是以开拓边疆著称。但是他的传记中丝毫没有反映。文章开宗明义就说：“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此，通篇都是求神、炼丹、封禅、怪异之事。给人的感觉似乎一个汉武帝一生没干过别的。而且他还常常为方士所骗，发现之后，就杀掉一个，接着又去上另一个的当。尽管司马迁自己也崇尚黄老，尽管在那个时代，这类事还不像科学发达的今天看来那么荒诞无稽;但无论如何，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总不能以求神炼丹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汉武帝是相当不堪的。与《汉书》中所写的“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好在《史记》不是编年史，那个时期的重要史实都记载于当时的文臣、武将，甚至匈奴、大宛、南越的列传。例如拓边之事主要在《大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列传》中，后人是不能责怪太史公不忠于历史的。 如果说，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是通过正面的叙述，以弦外之音暗示了他对李氏祖孙的同情和不平，那么，在《孝武本纪》中，他是以独特的省略来表达他对汉武帝的怨怼。这省略，这沉默，远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可以收“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这，又是太史公文章“奇”之所在。 当然，为项羽立《本纪》，把当朝开国皇帝手下败将写成悲壮的英雄，这也是太史公一大奇笔，关于这点，论者已经很多。可惜后世修官史的再无此襟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虽身遭刑戮，却丝毫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那种精神状态。他不加回避地写了大量本朝历史，始终坚持对刘家天下的独立见解。 正统观念比较强的班彪对《史记》颇有微词，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殊不知太史公以刑余之身，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用他的笔写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班氏父子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也正是一部《史记》千百年来，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文学史上始终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原因所在。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算得千古知音之谈。 一九八○年四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