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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2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求学。投入都市，投入了无限。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吞吐着日出日落的自然转换。在上海晋元中学读书，他的学业名列前茅。在今年该校90周年校庆时，他与丁关根、翁史烈等人一起列入该校的英才榜。在他完全有可能考入任何一所名牌大学时，他偏偏选中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并以成绩优秀留校执教。谈起往事，余教授依然天真，说是跟着感觉走。当时只觉得戏剧学院似乎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撩开面纱的简单冲动，竟成了他一生的选择。 说起余秋雨，不得不谈一个有趣的生活现象。在他成年后至今，他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家，都引发一次生活状态的调整和学术结构的转移。他在每一个居所，都完成了两部著作。早先住在上海虹口，在简陋的环境中，他撰写了《戏剧理论史稿》，这部65万字的史论著作，使他第一次完整地贴近了无数的思想家和艺术大师。透过学问，逼近了大师们的生命，使他有了第一次心灵的震撼。这部书稿不但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走向。尔后，他从虹口搬到了静安寺，朝北的房间缺少阳光。每到冬夜，他把双脚裹在草堀里，坚持写作。在这里，他写下了《中国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这两部书稿标志着他从戏剧理论研究开始向人类文化学研究的转移。到80年代中期，他第三次搬家至上海西南方向的龙华，由于他的名篇《家住龙华》写得情感备至，龙华已被他的笔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他完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创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显然成了他人生和文化到达新的境界的坐标。在他第四次搬家伊始，也是他散文创作搁笔之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之后，说不准他又会在哪个领域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他说听从感觉。我相信他的感觉。 二 写人，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个很丰富、很熟悉的人。《文化苦旅》风靡海内外，余秋雨现象成了一个很大的公众话题。从读书到读人，合乎逻辑地成为人们正常的文化行为。为此，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朋友的约稿请求，而我一直难于落笔，困惑也在于此。 作为《文化苦旅》最早的读者和责任编辑，我和余秋雨教授成了好朋友。无疑，书是沟通我们友谊的桥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真诚的交往，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苦旅》之外有一个生命的存在。在当今物质丰盈、生活富足的土地上，原来还有精神的向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