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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抵抗 江苏沐阳师范 何元林 教材分析“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不抵抗的原因，主要介绍的是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完全被动的。但考诸史实，张学良之所以未能奋起抵抗，还有错综复杂的原因。 一、张学良对日本侵华形势估计不足，把柳条湖事件仅作为地方性局部冲突来对待。 日本自明治维新就确定了在东亚扩张的路线。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加速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步伐。一方面大造吞并中国东北合法的舆论；另一方面积极策划政治阴谋，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这时张学良虽对日本的野心有所认识，但未能提高警惕，做好防备。9月18日夜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一家剧院看梅兰芳唱戏，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当时也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因父殁回家奔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家为父作寿，忙于应酬，“沈阳城的重要军政人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其位谋其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司令，封疆大吏，面对东北剑拔弩张之紧急局势未能防备敌人侵袭，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 事变突发后，张学良又认为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寻事”而已，正因为是“寻事”，所以“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9月20日张学良答记者问时说：“彼不知日本拟做到若何地步，或其目的所在，因此全般事件，系极端越轨行为”。亦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还“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致使东北军18万兵力坐视半壁河山一朝失尽。 二、张学良对日本政府、国际联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日本政府内确有一派反战力量，其代表人物外相币原曾言：“吞并东北三省，无异吞一炸弹。”但这并不表明币原反对吞并“满蒙”，而是对军部赤裸裸的武装占领放心不下。9月18日事变发生后，币原外相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事态以不扩大超过现在程度为方针”。9月24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宣布“不扩大方针”，甚至保证日本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但无论内阁首脑还是币原外相，都认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是自卫战争，认为“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铲除危险的根源”。这为关东军扩大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此举欺骗了国际舆论，更欺骗了张学良。事变后，张学良在致南京电文中说：“查日军此种暴行，洵属违背国际公法，该国自应负其责任。”11月29日张学良在致顾维钧电文中说：“日政府因美国态度强硬，已奏准停止进攻锦州。”又：“币原声明，倘陆军再攻锦州，即决定辞职。日方情形缓和，已可概见。我方关于接收各问题，恐应预为筹议……。”但最终结果，却如张将军后来所说：“我们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这种幻想简直可笑，我们越是这样希望着，事态越会扩大。” 另外，张学良还寄厚望于国联。9月20日，张学良答记者问说：“日方现已发动战争，但中国方面并无意为交战团体，中国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9月21日，中国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此后，张学良心急如焚等待国联消息，多次密电顾维钧，要求“国联议决办法，直接消息到宁时，盼照速见示。”但国联并没有像张学良所希望的那样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由于其自身的松散软弱无能，和操纵它的各国列强之间利益冲突，根本无法履行盟约制止日本的侵略暴行。虽然后来张学良有所醒悟，也曾表示“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但由于战机的延误、军队各派之间的隔阂等并没有能为自己洗刷耻辱。 三、张学良想以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来实现全国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咄咄紧逼，张学良称“倘我愈让而彼愈逼，至万不得已时，亦只有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持国家之人格”。但他又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为的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维护领袖的威望，“以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他深信蒋介石对抗日之事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惟兹事体大，影响系全国安危，又不能不慎重考虑之”。张学良正是从“全国安危”出发，主张“全国抗战”的。 由上述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其主观因素不仅是对形势判断有误和幻想依赖国联的公理判决，而且有深刻的政治理念基础。但这并不会影响张学良将军在人们心目中的爱国者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