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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我们还可以有必要引申出三点作展开地陈述： 应当看到，在文章中，作者没有把自己摆在为师的位置上，他严剖自己，而对逝者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对于记念，他没有浮泛，更没有旁观，而是用他的心与情，悲愤与炽爱去深味惨案前前后后的以及更多的、更深广的东西。他的思想与情感渗入其中，他用他所能感受到的形诸笔墨，让人看到一个真正思想者的心灵的苦痛与挣扎的具体情状。他是真实的，感人的。这篇文章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文章中浓烈的抒情性大于其单纯的文字表述。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作者的浓烈的情感，悲愤的控诉，严厉的斥责都聚集在那议论大于叙述的篇章结构里。他的议论与抒情都是感性与理性交织着的产物，在最具有浓缩性与广延性上，又获得了无限的诗性。歌德说：“感情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到了极境，就出现了诗，出现了哲学。”（《致玛利亚包洛芙娜公爵夫人书》）这就是他行文的很突出的特点：一个真正思想者真诚地袒露着他的思想。“他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满腔的悲痛与义愤，用烈火般的言辞喷射出来，形成诗意汹涌的感情波涛，并结情为理，化为深刻的哲理韵味和汪洋恣肆的风格，他指着反动派的鼻子怒斥：‘中外的杀人者居然昂起头来，不知个个脸上有血污……’”（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此其一。 其二，有一点也是常常被人忽视或误解的，就是“欲吐还吞，欲吞不得，吞而复吐的具体的痛苦的情状与深情叙说”。行文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而接下来的却是“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在于无话可说处，作者说“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后面又出现了“我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懂结尾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而接下来的又是“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而却以“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作结。对此，目前教学参考书不能给予满意的解释，而只能就事论事，显得很支离破碎。而有一种论说则是从“重复”性语句出发，认为鲁迅是用还原那荒诞而重复的历史来“还丑恶以丑恶，还荒谬以荒谬，让所有的真相裸裎”。（梁卫星：《重复与鲁迅》，北大在线2002－08－16）它“在说与不说之间，鲁迅陷入了深刻的苦痛之中”，但它的解释显然是过于想当然了。如果我们对鲁迅研究魏晋时代的情况多一些了解，那么，便比较容易地理解这种“欲吐还吞，欲吞不得，吞而复吐”的具体的痛苦的情状。有兴趣的人可以仔细地聆听阮籍的古琴《酒狂》，也许会有深刻的体会的。（或许开头是欢快的率真，但往后可能就是痛苦的跋踬） 同时，其三，该文还存在着《离骚》式的表述结构。在《离骚》中，屈原天上人间，上下求索，其现实主义地对祖国与民族的爱深融于其中，尤其是最终升天临行之际那深情的回眸，简直让人涕零如雨。古人评论《离骚》时认为它没有章节，思之所至，悲戚啼苦，时断时续，天上地下，旷怨求索，一唱三叹，这正是作者内在深情在行文情节上的本质反映。在本文中，作者发情于死，但念在生前，“于死者寄生者之情，求生者之道”，作者屏弃了那些虚而不实的冥间想象式的虚无安慰，他始终把死者与性命相联于残酷、恶劣的历史与现实，并与中国的未来紧紧相系。（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鲁迅写作本文，说得非常明白，“刘和珍是我的学生”，但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鲁迅以含悲之笔，以一个“亲族、师友、爱人的心”去“深味”这浓黑的非人间的悲凉和微漠的悲哀与淡红的血色，他感受到了中国女子的“从容”“微笑”与“伟大”，他的心由此震动，他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作者的感情实在是悲哀与愤怒之至，他认为三月十八日是“民国历史是最黑暗的一天”，因为他“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他几次表示该“写点东西了”但一直没有下笔。在他看来，凶残的当局，下劣的流言家便是罪恶的制造者与掩盖者，罪恶不止，则青年所流的血便无从止息。正因为如此，他要“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种深味与哀痛真是难以言状，所以作者很难完整的叙述完有关刘和珍的详细的情节，而只能忍含深痛的，时断时续的。有时他只能说“我说不出话来”而显出秋雨般的夜哭；有时他甚至太激动，而作枯蕉似的悲哀与惨荷式的愤怒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