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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锡良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比较已经有不少人做过这个工作，并且取得了足以令人信服的研究工作。比如原武汉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先生，即写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式比较》，华南师大袁征教授的《美德是不是知识：孔子和苏格拉底教学法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证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但是，这些文章都只是就他们一个方面的比较，而没有对他们作为各自的文化符号意义进行比较。 其实，孔子的文化符号意义在于“圣人”，而苏格拉底的文化符号则意义则在于“哲人”，中国的“圣人”与西方的“哲人”，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差异，在文化基因的源头上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走向与西方文化走向的微妙差异。 孔子作为影响了中国二千五百多年的第一圣人，特别是在西汉汉武帝、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思想地位成了中国无人可以替代的一个文化权威符号。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国封闭的思想体系。从此之后中国人的思想一直只能够在孔子涉及的范围内转圈。 在孔子及其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通过与教育和政治组织形式，以及人才选拔方式被固定于科举考试取仕制度之后，儒家思想不仅仅作为思想的一个独尊流派，而且作为长达二千多年的皇权统治意识形态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的犯下的灾难与罪恶，都说成是法家的，把所有好处都说成是儒家的。其实法家也是从儒家分离出来的。 法家是儒家思想中坚持人性恶的一派形成的，其宗师一般认为是荀子，他主张性恶论，而荀子是孟子稍后的一个儒家思想家，荀子有两个特别厉害的学生，是法家思想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有意思的是韩非就是被同门师弟李斯害死的，而且所用的方法正是韩非著述中所提供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皇权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形成一治一乱的局面，就是因为“儒法互补”，儒家唱红脸，讲仁义道德，称之为王道教化。法家唱白脸，讲法术势威，称之为霸道天下。表面看来确实不同，其实他们是一丘之貉，从根本利益来看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共同维持皇权专制利益。只是有时儒家维持的是长期的根本利益，法家更重眼前的当下利益。所谓“儒表法里”、“外儒内法”式的结构，形成了中国皇权政治与专制社会的共同特点。他们偶尔也会有内斗，也会有争执，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分离过。 儒家离开了皇权体系，“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份的。有如今日所谓新儒家蒋庆先生所提倡的“儒家宪政”、“儒家政治”，以及今天众多儒生对现实政治急不可耐的样子，都可以说明儒家不存在什么“素儒”与“俗儒”之分。儒家不依附皇权政治，便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 因为儒家的所谓教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有如今天中国的官员大多从北大清华两校选拔，当了一段时间的官员之后，再从中选派一部分准备提拔的官员到中央党校进修一样。应该说今天中国的仕途方式与官场生态与儒家倡导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苏格拉底始终只是西方学术思想流派中一个杰出代表而已。苏格拉底无论其学术思想，还是其政治地位，从未获得类似孔子那样的地位。苏格拉底对西方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思想源头与思维方式的影响。苏格拉底开创的对话方式，具有自由、平等与开放的特点。他们在对话中要取得足够的说服力，不能够以师道尊严获得，而要以学识、见解，特别是严密的逻辑去赢得别人的理解与认同。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民主城邦制度的产物。虽然他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反对当时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制度，但是，他临死前在法庭上的辩论，则是对民主制度的充分利用。他的对话方式的开放性，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上保证了西方此后不断发展完美民主法治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与自由、平等与开放的对话样板。这一点与孔子及儒家格言警句式的独断话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独断的话语体系及其产生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在儒家文化体系里浸泡成长，几乎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孔子，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专制者。 有条件时，他在台上，他就是皇权专制者或者皇权专制的维护者；没条件时，他在台下，他就是当政者的积极批评者。至于批评的武器是什么，这并不重要。儒法之争时，多是这种争斗方式。儒对法的批评，多是因为儒唱软的一面，法唱硬的一面，在皇权政治体制中，真正的实权与实利，常常是法的一派获得。因此，儒家似乎总是以边缘化人物出现。其实，当儒生进入到政治权力核心的时候，儒生瞬间就变成了法家人物。 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此留下的文字极少，这样就为将来对孔子任意打扮与修饰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孔子收门徒三千，孔子的所有一切，几乎就是靠这三千弟子吹出来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一部经历百年修补而成的一万多字的《论语》中。乃至几乎每个朝代的皇帝都为他层层加码，直到变成了吓人的高帽：“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苏格拉底则不同，他一直只是以哲人的身份出现，从来没有被圣化过。 哲人不同于圣人的地方，就在于哲人是可以甚至必须作为被批判、被分析与被研究的对象出现，而圣人则是不允许被质疑，被分析，被批判的。苏格拉底虽然一生也没有直接留下著述，但是，他的思想主要是以对话的方式出现，并且通过其弟子柏拉图的转述与回忆记录在案的。这些的对话体，其思想灵魂主要表现在过程中，而不是结论上。必须在字里行间去体会当时对话对方的灵动的思想与闪光的智慧。这就在思想源头上杜绝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 数以百万字的对话，也不太可能让后人背诵记忆。这在文化源头上杜绝了将苏格拉底圣化的可能。也杜绝了在西方出现类似于中国的以儒家圣人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苏格拉底的开放的对话体系，形成了西方谈判、说理、辩论与论证的言说方式与交往方式。这为西方的法庭辩论与律师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中国的司法主要靠儒家圣人的格言警句，断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惊堂木”。动辄在堂上打板子，暴力先于道理。至今中国人仍然不善于讲理，只会习惯于人身攻击。这都是儒家独断话语传统所带来的文化基因造成的。 孔子作为圣人，还是世俗的荣华富贵的享受者，孔子一生追求做官，过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只是在做官不得的情况下，才大肆收门徒三千，行有教无类的招生办法。其实也只是为了多收学生，多收学费，与今天的民办学校老板并没有什么不同。 孔子的“有教无类”，其实就是一种招生策略，再联系到当时与另一个办学人少正卯先生激烈争夺生源大战就可想而知，孔子当时收门徒实在不易，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记载：“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也就是说孔子当时招收的学生都被少正卯先生办的学校吸引走了，只剩下一个颜回没有离开孔子，可以说颜回在开始就追随孔子，表现了颜回对孔子的忠心耿耿，一直到颜回因节衣缩食，造成营养严重不良，睡眠不足，加上整天围着孔子家的事情奔波操劳过度，终因积劳成疾，短命而死。孔子在《论语》中夸赞颜回之多，有人统计过达70多次，是独一无二的。 孔子的教学方法叫“启发式”，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叫“产婆术”，二者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论语-述而》中记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启发一词正来源于此。孔子启发学生之前，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了自己的答案，所谓的启发，就是在答案外面划一个圈，然后引诱学生往里钻，善于揣摩意思，能够察颜观色的学生，如颜回就经常受到孔子的赞扬，有独立思考，善于提问的学生，比如子路、宰予等就经常受到孔子的咒骂。如骂宰予“朽木粪土”、“小人哉”。骂子路：“野哉，由也”，就是粗鲁啊，子路。其实就没有揣摩明白孔子真实的意思而乱表态惹的祸。这一点特别像今天的人总是揣摩着领导的真实意思一样。谋人走上层路线的中国人格，其实早就由孔子奠定了。 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在与学生对话过程中，连谈什么话题都是由学生提出来的，然后师生之间在自由、平等与开放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直到讨论结束，双方都没有一个权威答案。当学生急于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苏格拉底总是告诉他们，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也没有知识，他只是懂得一点“产婆术”，有如苏格拉底的妈妈，年纪已经大了，本身没有生产能力，却能够帮助别的妇女生产。 所谓思想知识的产婆术，就是采用一种遵循逻辑推理的问答方法，一步步进行归谬，把原先人们信以为真，坚信不疑的所谓“知识”，击得粉碎，以达到概念重建的目的。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而要获得这种美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像女人生小孩子那样，经过思想的阵痛与磨难才有可能。而不可能交点学费就可以拿一个博士文凭那样轻松简单。 苏格拉底收学生远没有孔子那么多，这与苏格拉底收学生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那种开放式交流对话，而不是为了收学费享受世俗的荣华富贵有密切的关系。苏格拉底法庭判刑的时候，法官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拿出三十个明那（一明那当时古希腊约合银13两左右）的银子抵罪，就可以无罪释放。 但是一生收门徒的苏格拉底连这点钱也拿不出，他坦诚表示，自己只能够拿出一明那的银子，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这种大打折扣的做法当时大大地激怒了审判的法官，等到柏拉图答应愿意出这笔钱的时候，法官们已经杜绝了用赎金赎罪之路。 而事实上当时一个智者收一个门徒的学费就在10明那以上的银两。而苏格拉底之所以收门徒而不收费，纯粹是为了追求学术思想自由。以致于把自己与家人弄得非常贫穷。甚至连自己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经常赤脚去朋友家聚会。事实上当时的古希腊各行各业的商业气氛已经十分浓厚，商业已经相当发达。 各行各业都收取费用，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为什么唯独智者收费会受到苏格拉底的责难呢?关于这一点，格思里在综合了柏拉图《大希比亚斯篇》和克塞诺封的《回忆录》以后，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苏格拉底批评他们收费的根据与众不同，而且这个人具有典型性。他主张，由于收受金钱，他们剥夺了自己的自由。他们只能同可以付给他们费用的人接触，而他（指苏格拉底）则可以自由地享有由他任意挑选的人组成的团体”。 从这里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责难智者收费，主要是反对智者们把教育、学术这种纯粹的基于天赋与兴趣的事业，直接商业化，类似于今天有钱就可以买博士帽戴戴。只要肯付钱，就可以进入学术思想圈子，来个附庸风雅。尽管智者开放式的教育，通过收取昂贵的学费，在事实上从根本上打破了上层奴隶主阶层的政治垄断和社会垄断，提高了雅典自由民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是一致的，但是，显然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这样的学术思想园地academy，是一种纯粹的天赋、兴趣的小众团体，不可能通过商业交易就可以大众化的。 今天看来，苏格拉底不肯像孔子，像智者那样“有教无类”地大量收徒收费，实在是想维持一个纯粹的学术思想共同体，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是不受世俗权威与商业气氛影响的，至今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仍然是西方古老大学精神的核心所在。有权不能够僭越学术标准，有钱同样不能够僭越学术标准。相比孔子而言，苏格拉底、柏拉图是打造人类历史上学术思想王国的第一批哲人。作为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孟子的思想境界高低也是不难分出来的。 孔子以73岁寿终正寝，死前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寻找做官，而一生不得志，没有如愿以偿。而苏格拉底以70岁高龄被当时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制度下的法庭审判判为死刑，被迫喝毒芹汁而死。死前仍然侃侃而谈，还不忘记让学生抱一只公鸡去祭神，因为他被判死刑的罪名之一就是“不信国家的神”。他这一举动就是要表明他是有神论者。他作为无神论者受刑罚是冤枉的。 苏格拉底如果只是想活命，他至少有一百次出狱的机会，然而，他没有仅仅是为了活命而逃离监狱。在法庭上的辩论，与其说是法官审判苏格拉底，不如说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在审判众法官。那种逻辑思维严密，论证充分，在思想领域居高临下的气势，没有半点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样子，可以说，苏格拉底为人类留下了思想、人格高于生命的绝好样板。这样的辩论自然也不可能获得众法官的同情与认可。 虽然在一千多人的审判议员中，有五百人左右投了苏格拉底无罪，但毕竟赞同苏格拉底有罪的议员多了三十人，就此苏格拉底被判有罪。这种审判过程与孔子上任七天，捏造五条罪名杀害同僚少正卯先生是大不相同的。 孔子捏造的五条罪名是：“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场面，《孔子家语》中说“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够可怖的，杀罢，还要陈尸于朝廷之上三天，以扩大恐怖影响力的效果。 孔子的杀人，开了一个很坏的先河。到了汉朝，皇帝觉得孔子杀少正卯杀得真是好，“正合朕意”，于是就让博士们将这一条写进了《王制》之中，成了问罪治罪的法律条文:“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真是一个“杀”字，源远流长。“伪”与“非”的解释权，当然在执政者手里，就算是你不“伪”不“非”，他定你个“伪”或“非”或者又“伪”又“非”，也一样地说杀就杀。 这样滥杀无辜，虽纯属“莫须有”，也还有根有据，因为，这不仅是圣人之言，还是圣人之行。不仅这是《王制》的规定，而且还有第一先师圣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案例可循，后来的历代王朝都以“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之类是也”作为滥杀无辜的理由。“少正卯”，也就成了杀人整人的借口，从汉至于清末，一直络绎不绝。 由此可见，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是因追求和坚持真理而被司法错误审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殉道者，其追求真理的过程与方式，是通过自由、开放、平等的对话过程来体现，从来不以独断语录的方式呈现真理，这些开放的思想体系，供后人研究与借鉴之用。使得二千多年来，不断让后人超越前人。 而孔子是独断话语，培育的是专断思维与专制话语霸权者。一朝权到手，便把人来杀。孔子杀少正卯把公权私用，公报私仇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思想罪与文字狱的先河。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人，能够把公权私用、公报私仇，以思想言论罪去杀人杀得如此光明正大，如此冠冕堂皇。哲人苏格拉底因真理被杀，圣人孔子因权力与利益而杀人。 自此之后，所谓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都是杀别人之身，以成自己之仁，舍别人之生，以取自己之义。仁义后面都是罪恶昭彰，都是违背人性，践踏人权，滥杀无辜的借口而已。我想无论怎样辩解，这可能是苏格拉底式与孔子之间最大的差别吧。 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 内容转载自公众号 许锡良看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