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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后汉书》中看到，中国人灵魂中对于书籍的敬重，对于文化的敬仰，对于文明的爱惜，只要有一分可能，就要付出一万分的努力，为这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文化积累作一些贡献。中国的“藏书传统”，所以数千年不绝如缕，所以经战乱而硕果犹存，很大程度就是缘于心中念念不忘的读书热情。 有一年，到英国去。在伦敦，参观大英图书馆。主人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的客人，特意领我们走进一间古老的阅览室，指着一张离窗不远的桌子，说：“这就是当年马克思在这里的固定座位。由于他天天在这间阅览室里借阅书籍和写作《资本论》，日久天长，他脚下的那块地板，居然凹陷下去了。” 这话令我们很惊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弯腰看去，果然，那地板上有块坑洼，不大，正好是两脚大小，确系日积月累不断踩踏所致。看来，图书馆也因此自豪，原样保留至今，未加修葺，遂让我们一行人，叹为观止。第一，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那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毅力，让人十分感动。第二，图书馆能给马克思创造这样长期借阅和写作的条件，令人深为钦佩。 有人这样说过：一个人总往餐厅和食堂跑，准是一位“饕餮爱好者”；总往商店和百货公司跑，准是一位“物质主义者”；而经常出入图书馆与阅览室者，准是一个好学不倦之人。只有马克思这样的巨人，才能以孜孜不息的坚强意志，坐在这间阅览室里，积年累月，完成那部不朽之作——《资本论》。 同样也是在英国，一天，我们到大雅茅斯去观光，在乡村公路上看到一辆长长的面包车，悠闲地行驶着。还有路边的行人，向他们招手，似乎是熟悉的朋友。主人指着那车厢上的标志，告诉我们说，这是图书馆的巡回展览车，每周一次来到这些村镇，为居民们办理借阅图书的业务，同时还举办各式各样的美术作品展览。人们常常用一个国家图书馆的数量多寡、规模大小、藏书多少、珍藏典籍的贵重程度，来衡量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和文化普及程度。而由这座流动的图书馆，可见这个国家热爱阅读的人员之众多，也说明其文化服务设施之齐全。 我还特地问了一句：是不是收费服务？陪同我们的那位女士，回答得很干脆：NO！言下之意，虽然我们这里什么都讲钱，不过，有些事物还是在金钱范畴以外的。这就很使在场的中国作家们深为感叹了。其一，感叹他们对于文化事业投入的慷慨；其二，感叹他们对于读者，无论像马克思那样的学者，还是偏远小镇的居民，服务精神的地道；其三，感叹他们居然拥有这么多喜爱读书，视读书为一件赏心乐事的人。 其实，中国人的好读书，好买书，好藏书，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者，也是大有人在的。中国文化灿烂辉煌，中国文明博大精深，千古以来，有多少读书人为续这支文化香火，一代一代作出贡献啊！ 这就使我想起曹操让蔡文姬记录其父蔡邕藏书的故事：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他在文学、经史、天文、历法、绘画、书法以及音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他还是中国书籍收藏史上的第一位藏书家。汉末，曾官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 南宋陆游有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书人口中的这个中郎，就是蔡邕。到了元代，在剧作家高则诚的笔下，演绎出赵五娘寻夫的《琵琶记》，凄苦哀绝的她，所找的那个丈夫，也是这个中郎。宋时说唱，元时戏曲，都以他为主角，铺陈出动情动容的故事，可见，他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个知名度很大的人物。历史上的蔡邕，并无重婚的事实，说他背妻再娶，是天大的冤枉。可他非常有学问，是千真万确的。 至于他收藏了多少书籍，史无记载。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一书中说：“蔡邕有书万卷。”那时，刚刚发明造纸术，印刷品极其金贵，连曹操也知道他“多坟籍”。何谓“坟籍”，就是古籍。曹操喜欢写诗，喜欢为文，自然也就喜欢藏书。那时，天下藏书最多者，为蔡邕。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位藏书家，应该就是他了。当时，曹操二十多岁，为顿丘令，好学求知，拜师探讨，因为离当时的都城洛阳不远，经常求教于蔡邕，也时不时地光顾他的藏书，从中获益不少，两人遂成为很好的朋友。 最令人感动的是，蔡邕藏书而不吝，他总是想把这些古籍，留给值得信任、有真才实学、能够充分运用而使其不湮灭的后人。这样的藏书家，在我国藏书史上，真是难寻难觅。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由荆州来洛阳时，特地去拜访了他。蔡邕读过王粲的诗文，很佩服他的才华，急忙跑到门外去迎接，以致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身材矮小，容貌寝陋，大家并不把他看在眼里，但蔡邕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稍后，就以车装载自家书籍六千余卷，送给年轻的王粲。 东汉至三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乱世，先是汉灵帝时黄巾之乱，后是汉献帝时的董卓之乱。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将近百年的战乱史。据学者钱穆先生估计，三国归晋时，人口只相当于汉朝最盛时期两个州的人口。人口缩减到如此之少，可见，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是多么严重了。人尚如此，书籍的命运就更是不堪设想了。 蔡琰，即蔡文姬，蔡邕的女儿，她与父亲一样，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天分，还是一位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尤擅琴艺，其长诗《胡笳十八拍》，也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名作。蔡琰很不幸，在这场战乱中，被匈奴左贤王掳走，直到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击退匈奴，才用金璧把她赎回来。 在张骘的《文士传》中，将他们音乐方面的天赋，说得更神乎其神了：“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取用，果有异声。’”伏滔《长笛赋》序云：“柯亭之观，以竹为椽，邕取为笛，奇声独绝。”讲的也是这件事。那具焦尾琴，也非虚应故事，直到南北朝时，还在国库里收藏着的。从《南史·王敬则传》“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便知道实有其物，所传非假了。 蔡邕的女儿蔡琰，被掠胡地，思念中原，作《胡笳十八拍》，传之邺下，令曹操读后不胜感伤。因为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看样子，蔡琰能写出这样哀婉悲愤的诗篇，自是家学渊源在起作用了。 人们从《后汉书》中看到，中国人灵魂中对于书籍的敬重，对于文化的敬仰，对于文明的爱惜，只要有一分可能，就要付出一万分的努力，为这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文化积累作一些贡献。中国的“藏书传统”，所以数千年不绝如缕，所以经战乱而硕果犹存，很大程度就是缘于心中念念不忘的读书热情。 在《后汉书》中，人们看到曹操如何关心蔡邕的藏书，还看到他准备投入多大人力来抢救这批古籍。“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焚膏继晷，好读书，读好书，这些都属于世人永远的功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