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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双峰县第一中学 谢立凡 问题探究 我们在前面读了钱钟书的《谈中国诗》，现在读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的特征》，一个是讲中国的诗，一个是讲中国的建筑，两人研究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钱先生说，谈中国诗必须要有比较的立场，即不仅要有纵向的比较，而且更要有横向的比较，“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样才能居高临远，“对本国诗尽职”。他运用这个方法，不仅看出了中国诗的特征，而且看出了中国诗和世界诗歌的相通相融的关系。梁思成先生没有宣示他用了比较的方法，但实际上却也是用了这一方法，他通过中西建筑的比较，发现了中国建筑的特征，发现了中国建筑木材结构中的框架式原则对人类建筑业的巨大贡献。而且，他也同样地发现了中西建筑的“可译性”，原来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只是形式不同，其内容和功用却是完全相同。 钱钟书先生根据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对中国格律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指出“一篇里不许一字押两次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的诗篇幅”，可是，“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正是因为篇幅简短，才使中国的诗“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形成了特有的“富于暗示”的诗风。钱先生的这一论断，对中国格律的作用给予了科学的分析。无独有偶，梁思成先生也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中国建筑的法式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梁先生说，“我们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法式对于建筑“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 更有趣味的是，钱钟书先生通过对中外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诗歌、绘画乃至哲学，都是“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而梁思成先生通过对中外建筑史的研究也同样发现，中国“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中华民族的这种超前思维超前智慧超前创造，的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从上述情况看出，钱先生和梁先生各自耕耘在不同的领域，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也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却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许多人以后不一定当建筑学家，也不一定当文学评论家，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章中学到研究和探讨问题的方法。读钱文如此，读梁文也如此，其实读任何一个名人的文章都应当如此。只要我们如此读书，就可以从中学到智慧，增长才于，将来也就可以同样地成为名人。你以前是这样读书的吗？请你回头再把学过的文章温习一下，举一二篇文章为例，说说你的体会。 探究思路： 可以说，每篇课文都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发，例如： 朱自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能给我们以创新思维的启示。作者对“套板反应”很是反感，认为“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可以说本文正是作者突破“套板反应”，推陈翻新的典范。首先题目就是创新，“咬文嚼字”向来是一个贬义的成语，作者却借用过来赋予崭新的意义，说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其次，郭沫若将“是”改为“这”，是当代文学界公认的善于炼字的典型，郭沫若本人也以此自诩，作者却能广征博引，从中发现新的炼字的规律，使人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再如作者提出“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字的联想意义“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一个作者在用字上面离不掉‘套板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于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这些观点都是别出心裁，发前人之所未发，是作者讲出的新颖别致的道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处处使人觉得作者视点新，事例新，道理新，通篇洋溢了一种创新的氛围。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启示我们，要善于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木”“木叶”“落木”“树”“树叶”“落叶”，这都是我们天天见到的词语，可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想过其中有什么学问。但是，作者不囿于俗见，从中发现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诗家们都爱用“木叶”而不用“树叶”？为什么诗歌中只见到“树”或“叶”而不见“树叶”连用？为什么明明是描写“落叶”，诗人们却偏偏要写成“落木”？作者顺着这些问题深入探索，终于揭开了其中的谜团。这种探究问题的意识和方法，对我们的学习是很好的启示。 闻一多先生的《孟浩然》启示了我们，鉴赏诗歌和文学作品，要采用知人论世和比较的方法。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孟浩然的诗，然而始终把孟浩然这个人、这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与他的诗联系在一起研究。从这个人所处的时代考察这个人，从这个人考察这个人的诗。由于采取了“知人论世”的方法，文章写得扎实，富于说服力。文章还把诗人孟浩然与其他诗人，比如陶渊明、苏轼、杜甫、王维、刘长卿和十大才子做比较；把隐士孟浩然与历史上隐士庞德公、同时代隐士做比较。在比较中，孟浩然其人、孟浩然其诗就给了读者更清晰的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