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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人文精神的主客对话


    关于中西人文精神的主客对话
    人民教育出版社 马执斌
    近日,接待了两位高中历史教师。围绕中西人文精神,他们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进行了探讨、对话。
    客:《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③(必修)》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和发展》,我们给学生讲完这个单元以后,有学生问我们,“中国人文精神起源于何时?”我们感到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曾听一位专家讲,“中国古代没有人文精神。”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主:坦率地说,我不赞成“中国古代没有人文精神”的说法。
    客:理由呢?
    主:理由有四条:
    第一条──“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所以,有人类文明的地方,总会有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
    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原本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起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思想态度。其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关心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
    请看这幅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黑陶罐照片。它是距今四五千年大汶口原始居民的作品,其年代相当于炎黄时期。这件陶罐的制作者运用夸张手法,把陶罐设计成大肥猪的造型。从表面上看,他关爱猪,但从实质上,他关爱人。作者祈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丰衣足食,氏族安康。这件黑陶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饱含人文精神。黄帝被尊为华夏之祖。黄帝庙的匾额上书写着四个大字──“人文初祖”。中华文明诞生之时就有人文精神。
    第二条──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富有人文精神。举三个例子:(1)2006年12月1日,“儒家思想与跨国文化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许嘉璐教授在会上发言。他指出:“儒学的形态,特别在原始阶段,是综合的,社会、人文、历史都有。”(2)台湾著名学者赵仰雄撰有《杜威与孔孟教育思想的异同》一书,其中第二章有“人文主义的儒学”一节。作者指出:“孔学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主义。”(3)2008年7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栏目刊登张立文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墨家的人文精神》。恕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我还没有读过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文精神的论文。
    第三条──希腊古典时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年代大体相当。在中国,孔子首创私学,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他主张“有教无类”,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只要交“束脩”,即学费,就可以进入孔门学习。在希腊,普罗泰格拉是第一位教师。他在雅典创办传授“智慧之课”的学校,凡是愿意来学习的人,只要缴纳一定学费,就可以入学听课。普罗泰格拉与孔子的办学思想和具体做法及其相似。如果我们承认普罗泰格拉有人文精神,却否定孔子有人文精神,请问:这说得过去吗?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普罗泰格拉喊出了一句影响西方至今的口号──“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解释说:一阵风吹来,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这个哲学命题的意思是:个人的感觉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在西方,普罗泰格拉是率先把人放在万物中心位置的思想家。这一光辉思想增强了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冲击了万物皆由神决定的传统迷信思想。但是,它不讲感觉来源于客观事物,否认感觉的客观标准,凭每个人的感觉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的感觉主义真理观。
    这种感觉主义真理观,在中国战国时期也有。《庄子·内篇·齐物论》上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如果依据个人的成见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那么谁没有这个标准呢?又何必一定要懂得事物发展变化之理的智者才有呢?愚昧的人同样有!”
    庄周的论述与普罗泰格拉的名言,精神相通,别无二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精神有力证据。
    第四条──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说:“现代人迷失了方向。”这句话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进入20世纪,西方人突然感受到这个语言分量的沉重。
    生活在高度文明社会的西方人越来越担心,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扼杀人性,就像电影《摩登时代》所揭示的那样,把人变成机械,带入冷漠、陌生、无情的世界;另一方面破坏家园,致使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萎缩。而现代人面临的危机,正是人们长期信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口号的消极后果。其实质是西方理性文明发展到顶峰后的跌落,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的坍塌。
    既然人类迷失了方向,就不得不停下来反思。在西方反思潮流中,从汤因比到安乐哲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厚望。
    英国的汤因比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说:“根据我的预测,到整个人类形成单一社会的时候,世界就能实现统一。在已经进入原子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恐怕不能通过军事征服──曾经用来统一地球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方法──来实现了。我所预想的这种和平统一,将是以特定的地理,文化基轴为中心形成的结晶。我预感到这个基轴不在美国、欧洲或者苏联,而是在东亚。
    ……数千年来,中国人在政治文化方面,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一贯地团结了数亿人民。他们显示了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技术,取得了在这方面鲜为稀有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正是当今世界所绝对需要的。因此,中国人如同东亚各民族携起手来,就将在这种不可缺少而又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现存的各民族中,最具备这种条件的有着二千余年历史,形成独特思想方法的中华民族。我以为不要说旧世界的半部分,即使人类居住或可能到过的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会实现政治统一,未来政治家的原型将是汉朝的刘邦(1)(《未来,属于中国》第81页)”
    安乐哲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他认为,儒学“很可能会革新我们对全球关系的认识,而中国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会担负起‘平天下’的责任。”“儒学,为我们提供更好地世界图景。”
    这些西方大学者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它们的着眼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特性。这正是它们立论的基础。他们的观点,在现今世界上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孔子学院”在欧美很多国家落户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客:刚才您讲的四条理由,我们以为很有说服力。现在我们相信,“中国古代没有人文精神”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不能成立。可是,我们又产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跟希腊古典时期比较,它们哪个更具有人文精神呢?
    主: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过去我没有太多思考过,现在思考并回答,难免肤浅、疏漏、谬误。既然你们提出问题,我就谈谈自己的想法,供你们参考。我感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比希腊古典时期更具有人文精神。
    客:根据呢?
    主:根据也谈四条:
    第一条──中国人文精神比希腊人文精神起源早。
    古希腊人文主义之父是荷马。西方文明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希腊社会的状况。荷马创作史诗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用腓尼基人的字母,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27年的希腊当权者庇希特拉图建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搜集、编撰荷马史诗,理顺情节,确定词意,用文字记录下来。中国文明史的开篇是大禹治水。它反映的是公元前21世纪中国社会的状况。大禹治水的史实,记录在西周青铜器遂公盨的长篇铭文中。这件青铜器诞生了约2900年,是公元前9世纪初铸造的。“遂公”是遂国的统治者,虞舜的后人。铭文还记载了大禹治水成功后,教诲民众以德行事的言论。大禹治水,拯救生灵,划定九州,为政以德。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两相比较,中国人文精神比希腊人文精神起源早。
    第二条──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文精神比希腊古代思想家的人文精神起点高。
    英语原文hnmanism是从德语Humanitas翻译过来,而德语的这个词又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多种。
    人道主义与神道主义理应是对立的。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者,除普罗泰格拉以外,都信神敬神。
    苏格拉底在受审判时,美勒托第指控他不信仰城邦神,可又说他传授鬼神的足迹。苏格拉底反唇相讥:“世界上谁能相信有神的子女而无神呢?其荒谬等于相信有马和驴所生之子──骡,而没有马和驴一样。”从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信神的。苏格拉底临死时最后一句话是对他的朋友在现场的克里说的──“克里,咱们该向医药神献祭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忘了!”苏格拉底敬神,非常虔诚。
    苏格拉底的高徒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借蒂迈欧之口讲述了造物主创造世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柏拉图把造物主塑造成至善的大神,他精通数学、几何、物理,用理性和科学创造了宇宙、天体、万物和灵魂。世间一切都蒙受造物主的恩惠。《蒂迈欧篇》洋溢着柏拉图对大神──造物主的崇拜之情。
    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最有天才的学生。他认为,第一推动者──神是纯形式的。神推动了整个世界,自己是不动、不变、永恒的。整个宇宙符合神的目的。甚是宇宙一切现象的最终原因。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是希腊古典时期享有盛名的人文主义三贤,但是他们信神敬神。不仅他们,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彼多拉克、但丁、瓦拉、薄伽丘、米兰多拉、达·芬奇,这些人文主义名家都不是无神论者。我们往往赞扬他们以恢复人的尊严、讴歌人的理想、崇尚人的自然美为己任,却忽视了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人们常说,文艺复兴是一场发现人,追求人性解放的运动,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文学艺术名作大多是表现宗教题材的。敬神鬼,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追求是一个主题。
    在古代希腊,人文主义者敬神鬼,乍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细分析,这并不矛盾。因为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就产生于对神的信仰与虔诚,没有对神的信仰与虔诚,教化就失去了依据和标准。正是因为希腊文化的前提是神话和宗教,这就从起点上限制了古希腊的人文精神。
    在古代中国,儒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把人看得重于神鬼,把俗事看得重于神事,把现实世界看得重于虚拟天国。《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上讲:“子不语,魔、力、乱。”实际上孔子不信神。战国时期儒学的代表人物荀况继承发扬了孔子不信神的优良传统。有位老人问荀况:“天意如何?”“太平盛世和人间动乱是否由天意决定?”荀况回答:“天不是有意识的主宰。天不会因为人们讨厌严寒,而让冬天不再来临,也不会因为人们嫌陆地遥远,而不再向空间延展。人世兴衰,主要是来自执政者,不是由上天来主宰的。”正是由于儒学在古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致使中国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大都有过的宗教神学凌驾于政权上的全面统治时期。所以,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受宗教神学限制不大,因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比希腊古典时期的人文精神起点高。
     客:儒学不是也被称为“儒教”吗?
     主:不错,成语“三教九流”的“三教”,指的就是儒教、道教和佛教。但是,“儒教”的说法是比喻性的,不是实质性的。儒教没有具体的神灵,没有具体的教规,更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缺乏宗教特征。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说过:“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
     客:您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比希古典时期的人文精神起点高,能给我们举一两个实例吗?
     答:这完全可以。中国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况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个命题过去人们把它解释为“人定胜天”,现在看起来不够准确,准确地解释应当是:“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希腊古典时期的思想家是提不出来的。古希腊最辉煌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苏格拉底在《申辩篇》说:“雅典人啊,我尊敬并且热爱你们,但是我更得服从神。”苏格拉底声称,他劳碌一生,四处奔走找人谈话,不理家事也不从政,以致一贫如洗,就是为了根据神的旨意去考察人的智慧,指明人实际上处于无知的状态。他说同“神的智慧”相比,“人的智慧”低的没有价值。在苏格拉底看来,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位愿意万物都生存下去的神特意设计的结果,是神凭智力造出来的。”(色诺芬《回忆录》第1卷第4章第7节)所以,在神的面前,人是无所作为的。正是受到神的制约。在古希腊,即使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提不出“制天命而用之”这样强调人的力量、肯定人的自主性的思想。
    旧题战国列禦寇所撰《列子》记载:孔子游泰山,见高士荣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上前问道:“先生何乐?”答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矣,是一乐业;臣男为贵,吾又得为男,是二乐也;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乐也。”在这个故事里,荣启期提出“天生万物,惟人为贵”的思想。这种人在宇宙万物间的中心地位的思想,甭说西方古典时期的思想家提不出来,就是到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化巨匠们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阿利格里赞扬人,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赞扬人,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想一个天使!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是一场人文运动,是一场发现人与人的自我解放运动。虽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匠们发现了人,并追求人的自我解放,但就其发现与解放人的程度而言,充其量只是达到了“天使”的地步。天使是什么?天使不过是上帝的奴仆差役而已,这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天生万物,惟人为贵”的思想境界还差得很远。
    客:马老师,您举的这两个实例让我们信服。请您接着讲第三条根据。
    主: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文精神比希腊古代思想家的人文精神泽润广。
    古代希腊的人文精神是不惠及奴隶和妇女的。因为在古希腊公民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把奴隶当成人。至于妇女是不享受公民权利的。
    中国商周时期,贵族也不把奴隶当人。奴隶悲惨的命运是为贵族陪葬当“人殉”。到春秋时期,用奴隶陪葬之风渐弱,出现陪葬用俑的现象。俑,就是用木质或陶制的人。孔子不仅反对以奴隶作“人殉”,而且反对用俑陪葬。《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谓为俑者不仁。”《孟子·梁惠王》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夫子对发明俑者痛恨之极,愤怒地诅咒他要断子绝孙!《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首先问:“伤到人没有?”,至于马根本不问。在马厩里饲养马的人,当然是奴仆。这些事例说明,孔老夫子对人的关爱,是包含奴隶在内的。孔鲤死了,孔子主动将守寡的儿媳改嫁到卫。孔子的人文关怀也惠及妇女。
    前面我们谈到孔子和普罗泰格拉都创办私学,索取学费,广收门徒。但是,普罗泰格拉青睐豪富子弟,大概收费较高。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2节中说:“普罗泰格拉是第一个要学生缴纳一百个明那的人。”苏格拉底讽刺他是“一名批发或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柏拉图则称智者是“行商”,“用钱币交易心灵上的营养和需用品。”能够听普罗泰格拉讲授“智慧之课”的青年大都是富家子弟。孔子办学,收费不高,所以像颜回那样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穷孩子可以入孔门求学。孔夫子言出行随,真正实践了自己“有教无类”的承诺。
    客:马老师,您讲的史实已经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文精神确实比希腊古代思想家的人文精神泽润广。
    主:下面我再谈谈第四条根据,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比希腊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环境好。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许多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是平民政治与学术自由的时代。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
    普罗泰格拉在《论神》中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显然,这段话怀疑神的存在,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倾向。在民主派领袖伯利克里死后,他失去保护,被保守派以“不敬神”的罪名告上法庭。以下出现三个版本,一说普罗泰格拉被迫“逃走”,途中所乘船舶触礁,他落水而死;另一说法庭判决将普罗泰格拉驱逐出雅典,流放西西里岛,焚毁著作,途中船舶触礁沉没,他本人遇难;还有人说普罗泰格拉被判死刑。总之,普罗泰格拉因思想问题遭受保守派迫害,导致死亡。
    公元前399年,雅典民主派重新掌权,70岁的苏格拉底被告上法庭,罪名是“亵渎神灵”和“教坏青年”。法庭判决苏格拉底死刑。这一判决残酷地剥夺了个人追求真理的自由,彻底埋葬了苏格拉底倡导的人文精神。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
    在古希腊,神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民主派都崇拜神灵,都凭借法庭的威力,强迫人们信仰神灵。弥罗斯的狄亚戈拉也因不信神灵被判处渎神罪。因怀疑神获罪在古希腊绝不是个别现象,很普遍,所以我认为,古希腊的人文精神环境并不好。反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没有人因思想问题获罪被杀。荀况在齐国三次主持稷下学宫,百家并立,自由辩论。那时候,中国的人文精神环境非常好。
    客:商鞅不是被车裂了吗?
    主:战国时期,遭受车裂的不止商鞅,还有苏秦。但他们都是因为政治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
    客:孔子诛杀少正卯,不是因为思想问题吗?
    主:孔子诛杀少正卯,子虚乌有,是后人编造的故事。1985年6月22日,《文汇报》刊登陈郑钧的文章,替孔子辩诬。故事说孔子杀少正卯是在“孔子摄相”时。“相”作为官名,起于战国。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相”的官名尚未出现,孔子怎么“摄相”?春秋时期,“少正”并非小官,在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岂可轻杀!再说,鲁系小国,并没有设置过“少正”之官,“少正卯”从何而来?这一系疑问,证明:“孔子诛杀少正卯”案情不实。
    另外,假如真有少正卯这个人,他算不上什么思想家。因为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宝贵思想。那么孔子真的杀死少正卯,恐怕也不是因为思想问题,一定是另有原因。
    客:马老师,您的分析有道理。我们今受益匪浅,十分感谢您!
    主:不必客气,为广大教师服务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