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的抉择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14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佚名 参加讨论
首都的抉择 北京四中高二5 班 张皓 指导教师 刘刚 首都悲剧──王朝地理思想 久居北京，每每感受首都拥塞的交通和种种城市问题。直到非常时期，看到二环路上没有了往日的拥堵，听到爸爸感慨道：“这才叫开车兜风，以前二环路整个就一停车场。”又联想到，前些天看到清华大学方可博士写的一篇文章《北京会被迫迁都吗》。这引起了我的话头，以前也写过关于城市地理的文章，这次我也想再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都，张恨水在小说《啼笑因缘》里说“首都，就是首善之区”。首善二字，一语道破首都的优越性，深一步说，这是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王朝地理思想。所谓王朝地理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的以首都为中心的地理秩序的尊卑观念。《禹贡》分天下为 “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区叫做“甸服” ，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级；其次每五百里一个等级，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而最偏远的地区则称之为“荒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级的。山川本自然，但人为地赋之于等级之后，就会使居于京城或“甸服”“侯服”的百姓产生优越感，使居于 “绥服”“要服”“荒服”的百姓产生卑怯感，从而有利于统治。几千年来，这种地理上的尊卑感就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深厚的文化积淀，从而影响着我们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发展。 正想“北京人在纽约”是很多北京人的梦想，外地人在北京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因此，凡是有一点能耐、门道的，无不挖空心思往京城里挤，要不短短五十年北京城区的人口怎会从100 多万增加到700 多万呢? 而被优越感惯坏了的北京人，当年不过上了一下山、下了一下乡，就仿佛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诉苦。那些至今生活在“荒服”里的百姓，才真叫委屈。 近些日子关于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国家大剧院必须建在北京，这也是典型的王朝地理思想的反映。为什么最好的剧院必须建在北京? 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车站、最好的机场、最好的公司、最好的宾馆必须建在北京? 理由只有一条： 北京是首都。这在我们每个人的观念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最好的大学不是北大清华，而是广西桂林、青海西宁或是浙江温州的某一所大学，大家就会感到不可思议。可是，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大学就一个都不在华盛顿。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又为什么不可以建在上海、杭州、深圳或其他什么地方呢? 以史为鉴——长安城的衰败 中国的城市建设，历来偏重主观愿望而忽视地理基础的承载能力。无限地人口膨胀、无限地扩张性建设，最终会使都城不堪重负。汉唐长安城的悲剧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汉长安城位于渭水南岸、龙首原以北，始建于公元前3 世纪末，面积36平方公里，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历为西汉、新、东汉、西晋 、前赵、前奏、后秦、西魏、北周和隋的都城。到隋初，使用近百年的汉长安城已是污水沉淀、“壅底难泄”、连饮水也成问题，隋文帝只好废弃旧都，在龙首原以南另建新都──大兴城( 即唐长安城) 。 唐长安城面积84.1平方公里，连同续建的大明宫87.2平方公里，当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但它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也是灾难性的。唐代中期维修宫殿，附近的山上已没有大树，要远涉黄河到今山西砍伐木材。由于人口剧增，经由洛阳水路转运的粮食难于为继，有时连皇帝也为吃饭发愁。唐末，朱温挟唐昭宗“徙都”洛阳，长安居民按籍迁居，长安成了永远的废都。 现今的科学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当年长安城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今天或许可以解决。但王朝地理思想带给都城的灾难性的后果( 主要表现在人口的激剧增加和对资源的掠夺式利用) 却是我们应当警惕和深刻反思的。 “蜀山兀，阿房出”这样大规模的植被破坏是咸阳、长安二城衰落的原因，玉泉山泉水的枯竭也正是北京不堪重负的征兆，况且还有难于解决的新问题出现。因此在都城建设中，要特别考虑地理基础的承载力，依据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愿望研究确定其合理的容量，运用政策、规划等手段调控其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首都被迫迁出北京并不是杞人忧天、痴人说梦。 北京渴了──远水不解近渴 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北京有关方面承认，未来10年水源短缺将是中国国内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由于中国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时任总理的朱容基指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迟早要将首都迁往他处。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阶段的胜利都是在北方取得的，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国际安全上看，苏联、蒙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成为可靠的邻居；北京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特色也适宜于担当一个革命时期的大国都城角色。“北京”在国际上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之一。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而且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这一趋势有日益恶化的危险。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带来了普遍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远远未发挥出来，甚至不断遭到破坏。 就水资源而言，北京人均占有量为300 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7 ，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 %，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最新的计算表明：平常年份北京将缺水2 亿立方米，枯水年缺水11亿立方米。2010年，两项数字会分别达到9.9 亿立方米和近20亿立方米。现在北京主要供水源密云水库来水量日趋减少，如遇旱年，北京将难逃“水荒”之苦。而且，北京缺水已经多次影响到了邻居们──天津等市多次限时供水，来保证北京人的用水。 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 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 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北京的生态环境压力则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大量地下水长期超采以后，形成2000 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最严重的东部地区过去40年已下沉了700 多毫米。有专家指出，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 现在，南水北调工程被很多人看作是解决京、津地区缺水的“灵丹妙药”。但以最多人赞同的中线工程为例，它的投资达1000多亿，工程量大，工期长。且工程实施后，被引水的汉江中下游流域将严重缺水，三峡水库的发电和用水也将受到较大影响。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也都是缺水大省，这流经家门口的几百亿立方水对谁都是香饽饽，如何分配将大有争议，能有多少流到京津将大有疑问。 不堪重负──北京“满目疮痍” 北京曾经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材料称，北京在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人每天相当于吸两包烟。尽管近两年，北京有几次拥抱蓝天，但北京西北高、东南低、三面环山的簸箕形终归不易污染物的扩散。 荒漠化的威胁也直逼京城，最近的沙丘群离北京仅70余公里，并处在“北京盆地”的上风向，即使不大的风力，黄沙也会直扑“脚下”的京城。2000年和2001年春季，北京连遭沙尘暴袭击，其情其景至今令人心悸。 北京的“人口爆炸”更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上海近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主要城区的人口已呈负增长或零增长。北京何以有这么大吸引力？从根本上看，北京的政治、文化和全国经济管理中心地位是人口剧增的最大的“魅力”。 北京政府曾花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这说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十分严重。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使得北京城区人口密度比巴黎、伦敦、东京等大都市要高得多。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未开发的土地资源仅占全市总面积不足4 %，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后果之一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已离不开外省支援。 最令人痛心的问题还是对古都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北京的“内伤”。1911年，北京大约只有相当于现在二环路内的面积，人口76万，现在城区人口扩张到700 多万，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区。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仅最近的10年间，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笔者常常去东方广场，从长安街一边进去，出北门一抬头就到了“东单三条”，东单一条、二条都成了历史！ 前不久，公布的国家大剧院即将上马，该工程的主要设计者（法国人）就曾表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要阻断历史！”从景山上向南望去，一大片现代化饭店参差不齐地冒出，尽管其中个体设计不乏独到之处，却对故宫和古都核心区域的和谐景观造成极大破坏。有报道，一些设计师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透露了秘密：“北京的写字楼租金是世界上最贵的几个城市之一，如按规划进行设计，开发商不满意，因为他们总是希望提高建筑层数或容积率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又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关系来修改规划条件。”长此下去，北京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将何以自存？ 谁来买单──高昂定都成本 在我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北京从中央得到的各种支持是最多的，巨大的投入并未产生相应的效应，反而面临多重危机的边缘，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事实上还有全国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职能。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数中心之职，对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来说，确实不堪重负！这种功能设计使得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国力和北京市自身难以支撑的时候了。 在古代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供给天下财富大半，如果都城离此太远，则定都的成本过高，必将影响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巩固。对此，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更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笔触写到：北京“这一宏伟都市远离它的经济源泉，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今天，现代化的运输条件已从根本上消解了大规模物资运输方面的诸多不便，但我们仍不能不考虑定都成本问题，也就是一个经济投入与产出效益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积极主动地调整原有首都的功能，或者干脆重起炉灶再建新都，将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种资源，及时卸掉妨碍社会进步的重重包袱，首都本身也能够及时摆脱过分的功能叠加而获得“新生”。 面对抉择──不可能的任务？ 据笔者了解，早在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正面临各类威胁是应该迁都的，这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前几年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我认为在新的世纪，北京面临诸多挑战，应早做筹划。目前，有4种设想可供北京选择：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这种设想认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心脏”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城建基础好，人口素质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级的机构、人才，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不妨采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分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思路很好，但原有的城市惯性很大，短时间内很难有所成效，臃肿的机构“尾大不掉”，摊煎饼的城市发展不会戛然而止，况且没有充分估计到北京在新世纪长时间内面临的人口、资源危机。仅从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户籍控制可谓极其严格，但从1980年以来还是净增了300 万人口（还不包括数目更大的流动人口）。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分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可以较快见到成效。总规模以80～100 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一说到这儿，我便想起了梁思成梁先生，梁先生的高瞻远瞩令人深表敬意，倘若听了梁先生的话——保护老北京（城墙以内的北京完整保留），那么北京将与巴黎相提并论，成为东西方文化的经典范例城市。同时，以公主坟为中心建立中央办公区，就像新伦敦与老伦敦、新巴黎与老巴黎一样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三是实行“双都”“三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两个首都的职能分开既能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具体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其实，我们历史上早已实行这种制度了，汉有“东西两京”，唐有“东西二都”，宋有“五都”，明有“南北二京”，民国时也立有陪都。笔者认为，根据当今的中国形势，宜立三都——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西安为文化都。当然，“双都”“三都”制也只是在中国现有的城市系统内打转转。不能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和民族的发展大方向上，何况现在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四是迁都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另择一佳地建立新都，一是为北京“减压”，让这座古城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二是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树立21世纪中国的新形象。 与民更始──另起炉灶重开张 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主动迁都，通常表现了对未来发展的高度自信，因而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壮举。远者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近者如巴西迁都巴西利亚、德国迁都柏林等，莫不以迁都为契机，秉持“与民更始”的决心，推动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提高政府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张扬民气，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最终得以成功实现国家战略的一系列宏伟目标。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等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日渐扩大，这已成为影响中国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顽疾之一。目前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 %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 ，而西部则以23.11 %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趋势。尽管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并在2000年全力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带特别是西部地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前进的步伐的。 这不能不让我们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来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大重组。重起炉灶建新都还能为根本改善行政效率提供契机。依托新都的“后发效应”，有效避开既得利益者的多方阻挠，推行一系列旨在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等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高效、完善的新体制，当政者便不至于受多方牵制而无所作为。 哈萨克斯坦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该国政府趁机将公务员总数削减一半，既保留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又使一些三心二意的人脱离政府机构，巧妙地实现了政府改革的目标。从行政效率上看，新都提供的相对集中而又合理分布的空间环境，将能大大遏制施政过程中的拖沓、繁琐和互相扯皮现象，这早被巴西利亚、伊斯兰堡等新都所证实。 新都构想──张白纸好作画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未来迁都的方向应该是南移西进，以适应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开发和“地气南迁”的战略态势。近20年来，白手起家的现代化的特区城市就建了5 座，依托日趋雄厚的中国经济实力，建设一座新都已非难事。 中国未来的新都应选址在哪里？从大的地域来看，新都应选址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汉水流域附近比较适中。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由襄樊、荆州、荆门、宜昌4 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我们可称之为“襄荆宜三角地带”。这块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工农业基础雄厚、资源供应充足。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带处在中国南北和东西相交汇的地理中心，是联接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开放性大，四面连通性好，真正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冲，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全国没有任何其他地带能与之相提并论。 至于巨额的迁都费用问题，通过对部分国家迁都行动和计划的比较，我们假定未来新都中心区的人口在60万左右，则基本建设费用约为2200（±200）亿元人民币，加上周围卫星城镇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总数应不少于3000亿元，3000亿！这对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的国力能承受得了吗？ 早在1999年中国GDP 总值已超过8 万亿元，银行存款余额高达9 万亿元，表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已较雄厚。如果将3000亿分摊在10-15年左右，每年不超过300 亿元，不到GDP 的0.4 %。要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以后开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这一投入最终可能不到年均GDP 的0.2 %，将比三峡工程投资占同期（1994年至2009年）GDP 的比率还要略低，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压力并不明显，更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巨额赤字和剧烈的通货膨胀。 分散之道──我们拭目以待 未来新都是平地起新城，从城市职能上看，以政治中心为主，兼有部分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教中心的职能，但是绝不能搞成那种多功能、综合型的所谓“国际大都市”。否则必将影响今后首都功能的正常发挥，违背了迁都的初衷。 如果冷静思考一下，迁都对北京来说则是一种“解脱”。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中华文明中最深沉的品质和最光辉的理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浓缩的一页。今后的北京，不仅要成为文化之都，还要成为东方文化之都。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亮丽的画面：我们设想的未来新都与北京、上海一起，共同承担起泱泱大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职能，各展其长，互为依托，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首都职能分散之道，这也必将意味着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前进。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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